“以史为鉴”是一种智慧，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首先要看他能否学会将他人经验变成自己的，为自己所用；能否学会铭记他人的错误、自己的错误，以避免日后重蹈覆辙。而一个国家、一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否睿智，取决于他的决策机制的合理性、先进性和科学性，而且要富有活力。取决于这种决策机制是否善于用世界的眼光，从自身和其他国家或团体既往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取经验，为己所用，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进而能随时完善其自身。只有建立一个善于利用众人智慧，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决策机制，才可能在日益复杂的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随时进行自我修复，选择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且符合全民利益的生存发展之路。

    今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65周年，也是中国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政启航之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回顾五一口号产生的历史背景，重温它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前的主张是：“诚意实现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21页）。这一有着鲜明民主立场的观点令当时一大批主张民主自由宪政的党派、社会贤达和大多数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站到了一起，也正是这一主张令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直至退守台湾。特别是五一口号第四条、第五条，即：“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和和社会各界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正在向实施推进。

    当时民革能作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其另一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视国父孙中山先生为导师，并致力于实现先生的遗愿而努力，一九四五年九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时曾说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要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除了军事与政治民主改革以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见：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的《解放日报》）

    作为与国民党有着历史渊源的民革，始终不逾追随孙中山先生思想和理念，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民革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站到一起，这是历史的必然。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样的坎坷，民革跟随中国共产党走过了65年。沧海桑田，当下的中国与世界都已发生巨变。在经历了30多年的开放国门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环境资源破坏严重，贪腐成风，民怨高涨，……对于这些情况中共习总书记同样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