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武原，是抗日名将赵寿山将军的孙子。我出生于1946年3月，那时我祖父正在甘肃武威坐蒋介石的软监。祖父特意为我起名叫“武原”，寓意其中。小学快毕业时我因病得福，有幸在祖父他老人家身边生活养病。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享受亲情温暖之同时，我也亲闻、亲历、亲见了他老人家许多的感人往事，至今萦回脑际，挥之不去。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也深受其害，直到1971年我25岁时，才算参加了工作，到西安仪表厂当了一名工人。1986年，我在不惑之年凭着自己的努力，以“白丁”的政治面貌考入了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理论大专班，并且全脱产学习两年。一般人之所以渴望上中共党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搞到一张党票，或者将来在政治上有所发展。而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却是想在40岁时赶上最后一班车，圆了自己一生的大学梦。

    在党校学习期间，中共党的基层组织也确实对我关怀有加，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多次找到我，希望我能要求进步，尽早递交入党申请书。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患重病住院，他是我祖父的独子，还在1937年就被祖父送到延安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从此参加革命。我为自己的入党之事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笑着对我说：“你爷在世时和民革、民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民革、民盟中有很多他老人家的好朋友，都是人格人品相当好的人。目前咱家我是共产党员，你二姐又加入了民盟，你干脆入民革算了。这样我们家本身就能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就这样，我向陕西民革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料，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也难怪，有谁上的是中共党校，却脑子进水非要加入民主党派？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陕西民革进行外调时，有关部门拒不接待。后来经西安仪表厂统战部高部长的帮助，并出具了有关证明材料，才总算过了这一关。又由于我当时仍是“以工代干”身份，如要加入民主党派，必须经民革中央特批。当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屈武老人是祖父在世时的老朋友，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因此，我加入民革之事进展顺利。

    从党校毕业后不久，我也随之调入到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工作。当时本人已44岁，人生的一大半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因此出于要“回首无愧对年华”的想法，我也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来，并为此阅读了不少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方面的书籍。但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对当时陕西民革的深入了解，我越来越失望了。深感整天无所事事，迎来送往，虚度年华，还能有什么作为？尽管历届陕西民革的主要领导人中，有着我十分崇敬的先辈，如谈维煦、马大谋等，他们的人格人品也都是我学习的楷模，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想期盼他们彻底改变陕西民革的面貌，也确实是勉为其难。加之因为我性格上的原因，敢于直言，爱为群众利益而讽刺挖苦领导，因而一再被穿小鞋。想干实事又人微言轻，苦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自己又患上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真是内外交困，1998年就干脆申请离岗养病了。

    2004年我大病痊愈后，陕西民革也迎来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零星接触后，我感到他们似乎和以往的老人班子不同，有干实事的欲望。其中我也故意试探交锋过几回，发现还真是有些区别。首先是允许别人讲话，意见不同也不恼不燥。

    当时我正在为写反映赵寿山将军“于国于民敢问心”的辉煌人生而四处奔波，因要到外省参观采访，交通方面遇到困难。由于以上原因，我不由自主产生了想请陕西民革机关帮助的想法。然而又想到自己仅是一个大头兵，又已退休，人家会答应吗？万一碰了钉子，脸就丢大发了。思前想后，决定还是想先试一试再说。就是丢人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个人，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想把这段历史留下来，以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