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进行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和“造反有理”的声浪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厂——陕西省金属结构厂（现：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二千多名职工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纷纷成立了不同派别的造反派组织有：工总司、工联以及多个不同名称的战斗队。在夺权争斗中都互指对方是“保皇派….”。被夺权后的厂领导全部被关进了“牛棚”（小会议室）。进“牛棚”的人除被批斗和陪批斗外，还要书面交代问题，无论是严寒、酷暑都要在露天干体力劳动，称之谓改造。加入造反派组织要先写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发给“红袖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都不得加入；有涉台关系、海外关系和国民党的亲属关系两派都不要。这是为了纯洁队伍，因此我没写申请，成了一名逍遥派，每天上班大部分人都去抓革命了，只有少数人在岗位上其工作内容自完，无人过问。

    为解决职工中部分无房户的住房，造反派期限那些住房大而多的原当权者，每户退出1~2间房给无房户住。我有幸分到了一间，因此与“四清”运动中，顶撞工作队队长而被停职的生产副厂长曹炳文（以下简称曹）同志成了邻居。由于天天接触，交流多，相处也不错，所以对曹有了些了解，曹从小没上过学，1935年在家乡陕北清涧县参加了红军，上过识字班，后到延安兵工厂修械所工作，后任所长。西安解放后，延安十九兵团进驻一部分人，被派到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曹是其中之一。文革中这位行政13级月薪182元的高级干部也自然被关进了“牛棚”，因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症，所以平时走路较慢，与其他人一样，都得接受批斗和挂牌子游厂。因此他的老伴延景文（家属）和正在上学的五个子女也都遭人的白眼和欺负，尤其是他家的小儿子平娃，放学后，时常哭着回家，我碰上过两次。这次看到他们全家人都无精打采彩的对小儿子说：“一定要上学，忍着点….”。 曹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一言不发，我到屋内问清了原由说：”明天我去学校找校长说这个事，小孩不能总让人欺负….”。曹和他老伴及乎同时说：“贾叔叔你千万别去，去了说不定会牵连上你，为下台干部的子女说话还得了，再说你现在的处境也不好…..”，“没关系，人总得讲理”。第二天，我到学校找到了校长和平娃的班主任，详谈了此事，我最后说，“这些十多岁的小孩能懂多少事？在学校受教育、学知识，看到同学的家长挂牌子，游厂就欺负同学，其实这些同学，也不见得懂多少道理；万一小孩因受刺激而发生意外的话，咱们学校是有责任的，咱们在一个厂工作，上下班常见面，我今天来向你们反映这件事，是希望你们给同学们做做工作，加强同学间的团结，免得出事。”校长与班主任不约而同的提出，希望和家长一起做防范工作。晚上我给曹全家说了去学校的情况，对平娃说：“你平时只和要好的同学一起玩，放学一同回家，别再学校玩，有事情给老师说…”。平娃很听话，每天只和最要好的同学滕西鹏《现：省政府接算中心副主任》一起玩，一起回家，此后在没发生过哭着回家的情况。

    曹因血压过高，两次从“牛棚”中被送回家中，每次休息两天就到“牛棚”报到。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正在厨房烧水，忽听“嗵”的一声转身一看，对门房中的曹炳文已倒在沙发边的地上，我喊了声“快来人”，曹的老伴和小孩从另一个房中快步走过来和我一起把曹慢慢平抬到沙发上。我说：“你们看着别动，我先找人”说着跑下楼，找到了看“牛棚”的王科长，简单说明情况后，拉着他一起找了一辆架子车，当我们快步回到家中时，曹炳文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王科长一看说：“咋办？送厂医务所”“不，送医院”，几个人平抬着曹，慢慢放在已垫好的被子的架子车上，一路小跑到了陆军医院，医生看后立即送进了抢救室，我们一直等候消息，第二天早上我让王科长给管“牛棚”的头头打电话，说了曹的病况，一直在抢救中….。下午曹醒过来了，随即转到高干病房，因条件好，所以不需家属陪护，我们这才离开医院。经过十多天的治疗，曹的病情已稳定，正常了，可以出院了。曹的老伴给我说：“老曹出院后，在“牛棚”里再犯病，人若保不住，我们全家就完了，老曹一死，每月182元的收入也全没了，再无其它进项，五个上学的孩子，不要说交不起学费，全的停学，就是吃饭都是问题….”。说着声泪俱下大哭起来。我说：“光着急，伤心没有用，要想办法解决才行，你放心，总有办法解决”。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也只是劝人的话。在曹出院前一天，我到医院病房找到曹的主治医生李教授询问情况，李教授说：“病人来时量血压的血压计已到头，经查他还有心脏病，太危险了，回去好好休息，少活动。”我说：“当前这么混乱，一个当权派是这派批了，那派斗，批斗完了，还得干重体力劳动，在这种现实中，难保病人再犯，况且这已经是第三次犯病了，可否请李教授在诊断书上只写建议休息、静卧、少活动，至于休息时间的长短就不写了，不知是否可以？”李抬头说：“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邻居”“可以按你的要求写。”第二天曹出院后，我拿着李教授开的证明，找到医务所所长，所长看后说：“怎么没写休息时间？”我说：“前两次血压过高是你量的赶快送回家了，这是第三次，总算抢救过来了，这种病情随时会要命的，你就在医院意见的后边签上同意医院意见就行了，出了事你也没责任。”“行”，说着所长签了意见，我又去找主管“牛棚”的“工联”派头头，小顾同志看后说：“这不好办，总不能让一个走资派长时间休息吧！”我说：“小顾同志，他的病况比较特殊，前两次犯病时，要不是你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及时治疗，后果难说，这次夜里送军大抢救的情况，王科长向你汇报了吧？”“对，情况我知道”，我接着说：“出院时，大夫一再说，病人的病况随时会发作，回去只能静卧休息，少活动，不然再发作会有生命危险的。小顾你想，曹是1935年就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同志，又是十三级高干，况且他是否有问题，至今也没有结论，他一旦死在“牛棚”里，恐怕不好交代，我想有医院和医务所长的意见，你可否签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再加上一句：“有事要随叫随到，你看可以吗？”停了好一会，顾说：“行，就按你的意见办。”此事办好后，曹就安心在家休息了，过了一、两年他的大女儿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去陕北定边工作，三个小孩《一子二女》相继初中毕业，也到外单位工作了，都能自食其力的生活了。直到几年后，曹解放并恢复了工作，同时我也按厂里通知搬到另一小区，从此很少与他见面了。半年后上级下达文件：任命曹炳文任厂长、厂党委书记。一天曹到办公室找我，见面就说：“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你也不来家里，总想去看你，可节假日家里来人不断。老伴和孩子常说我倒霉的时候，没人理我，家里大小事全靠贾叔叔出面帮助咱家，今天刚开完会，专门来看看你有事么事。”我说：“没啥事，去看你的人多，很自然，你一上台肯定是朝夕宾客多迎门，这和你住院十多天厂里竞无一人看你，形成了明显的 对比。”曹说：“这一点我已体会到了。今天来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对工作有什么要求，我想重新安排你的工作”。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你千万不要给我安排什么工作，免得别人说闲话，不过我倒有一个希望”“什么希望？只要我能办的没问题，你说”“咱们经历的运动不少了，对国民党的后代亲属和有涉台关系、海外有亲属的人，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四清、文革更突出了这一点，到现在还有人说，谁谁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台湾的特务，里通外国的人，厂里这部分人一直受到歧视和变相的挨整。连升工资、住房等都受到影响，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我的独生女儿出生后报户口时，我就让女儿跟她妈妈姓，籍贯也跟她妈妈，就是怕女儿长大后受到政治影响，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歧视，这点你是清楚的….。你现在是厂里党、政一把手，说话有权威性，可否在一定范围的会议上讲讲党的统战政策，让这些同志减轻些压力，也让一些整人的人，能提高点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我这个希望若不行，你也不要为难。”曹说：“这不为难，没问题”。四天后，在近年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厂职工大会上，曹把统一战线工作和政策列为会议讲话的内容之一。曹说：“….对统战对象的后代和亲属，大家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凭个人的想象去看待他们，大家要学习些统战知识，我们的干部对统战政策不清楚的要及时到省委统战部去请示，以党的统战政策为准，对待我们的同志。….”此次会议后，厂党委宣传部每年春节前都要组织统战对象开一次茶话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要求，畅谈统战工作的光明前景和已取得的成绩。这项工作一直延续了多年，这也说明厂对统战工作已有了些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