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鹏程先生是从历史文化名城韩城走出去的著名军旅作家，他永别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先生长眠在我屋后的象岭顶上，他生前创作的一篇篇、一部部文艺作品，至今熠熠生辉，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些文学后辈前进，爱好文学的我常在先生墓前小坐，以寄托对这位文学先辈的缕缕哀思。

    杜老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建国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标杆，十七年文学时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杜鹏程先生的《保卫延安》家喻户晓，然而他的另一部以新中国铁路建设工业战线为题材的长篇力作《在和平的日子里》却鲜为人知。

    我手头就有一本《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从旧书铺子“淘”来的，东风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撰写这部书稿的初衷，杜老说是“献给铁路职工和修筑铁路的战士们”。文学大家胡采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一本以满腔热情歌颂新英雄人物的书，是描写新英雄的高尚心灵和献身精神的书。在这一点上，他和《保卫延安》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保卫延安》是通过战争题材，通过枪林弹雨，通过战士形象，来表现高尚性灵和献身精神。《在和平的日子里》，是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题材，通过和平劳动，通过工人形象，来表现这种高尚心灵和献身精神。闫兴、刘子青等主人公，刚刚脱下军衣，穿起工人服装，来到铁路建设工地，面对的是高山大河，是机器、材料和图纸，是崭新的生活和崭新的问题；以往的经验已经用不成了，能用的，已经很不够了；新的经验又没有，许多事情都得从头来；而一切从头来的东西，都不免要走弯路，碰钉子。闫兴、刘子青们遇到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由于经验缺乏，使得困难的严重性、复杂性加剧，没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难以面对的。他们在建国初期所面对的百废待兴的局面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当时国情的已经喊了很久的口号，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的改革开放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于是，这场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改革运动，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境况一去不复返，随后改革在全国各经济领域推行，三十多年来各条战线成就辉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杜老是韩城南苏村人，据说，在南宋理宗年间，朝纲废弛，权臣当道。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侍机大举南侵，忠勇刚正的丞相杜范在悲愤中辞世，其孙不堪奸佞迫害，避祸行商至桢州，即现在的陕西韩城，行至城南火阳岭下，见此处山崖高峻，草木蓊郁，河流清涟，似江南秀色，旋即驻足耕读，自始繁衍。历六百余年，人丁兴旺，族聚数百人，成韩城一大村落，人称杜家苏村。

    《保卫延安》的巨大成功，给杜鹏程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被调入陕西省作协任职专业作家，随即投身大西南的建设工地上。在铁路建设工地，已是名作家的杜鹏程仍不改战地记者的本色，坚持深入工地生活，与工人打成一片，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散文随笔《年轻的朋友》《在和平的日子里》《工地随笔》等作品。其中，《夜走灵官峡》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对于这个，我印象深刻，近三十年前，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我学习过。

    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的创作初衷，杜老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曾经谈到。杜老先是谈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些习惯：把一切都想好，列出简单的提纲，有了时间就写一段，没有时间就把它放到那里一两个月也不管。几年来，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把自己要写的长篇小说写了一部分。杜老虽是文学大家，但他谦虚，他说这部分要达到发表的水平，还得作相当艰苦的努力，他知道自己的本领，那怕就是几千字的作品也得捉摸几个月，何况数十万字的长篇呢。杜老记得大约是在1956年冬天，《延河》编辑部约稿，让他给杂志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当时的他就贸然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又感到后悔，自己当时在铁路工地工作，并非时时都有机会写作。后来《延河》编辑部一再索稿，他一推再推，直到实在没有办法再推的时候，就告诉编辑部的同志：能否宽限一下，让他把长篇小说的草稿整理出一章，拿出来再发表。于是，便有了这本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