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时候常常观看的红色革命影片有《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其中《闪闪的红星》电影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少年时代的我便隐隐约约地觉得共产党了不起，救万民出水火，虽然认识比较浮浅，但毕竟是自己亲身得出的认识。

      那时候，可以阅读的书籍是少之又少，我就借书读。记得当时读了同班同学范秋荣的《王若飞在狱中》等，后来又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在一摞故纸堆里找到了几本书，我至今记得其中一本书是毛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封面上写有“请马康侯老先生阅”，落款是“中共蒲城县委统战部”。我拿起来就读，内容不全懂，是那种囫囵吞枣的阅读。我后来问了母亲，旧军人出身的爷爷生前的藏书在文革初期不是让那些“造反派”付之一炬了，那些人怎么还发善心留了这几本书？母亲说，爷爷在解放后是县政协的特邀委员，属于统战对象，县委统战部常常托在县委工作的伯父给爷爷捎书，《论十大关系》是其中一本，因为是毛主席的著作，“造反派”抄家时才留了下来。当时的我点了点头，觉得爷爷是政协委员，很了不起，但对“统战”一词也没弄董，以为“统战”是率领部队打仗，因为爷爷曾经在旧军队里任过职。

      在我参加工作后，因为文史功底比较厚，爱上了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渐渐有了一些名气，成为煤田地质系统和韩城地方上的文化名人，并经朋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一名光荣的民革党员。

      当时，我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继爷爷之后，我又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民革的大会小会上，领导们也常常强调，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首先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这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必须坚持。我在担任民革韩城金城支部副主委后，配合主委积极工作，不断探索创新工作的方法和思路，丰富活动内容，使支部活动既规范有序，又活泼生动，金城支部被民革陕西省委会评为优秀基层组织。在参政议政方面，我注重人民群众关注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焦点，认真剖析，撰写提案，提案被有关部门重视并得到圆满解决。我多次参与韩城民间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的筹备工作，对推动韩城旅游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方面，我利用自己擅长文史的自身优势，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与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进行《史记》与司马迁研究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和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林聪舜，博士后刘锦源，台湾大学教授李伟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志雄等人的广泛接触，及时了解海峡两岸关系动态，为改善两岸关系献言献策；纪念陕西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高又明先生的《高又明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后，高老先生的儿子高启宏托人赠送台湾“总统府”，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嘱咐相关部门向高启宏先生申谢，希望高又明先生的纪念集正式列入国民党辛亥革命的史册中。高老先生和我的爷爷在陕西靖国军时期同属于胡景翼将军的部属，高启宏先生和我又是忘年交，基于这些社会关系和推动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我撰写了《〈高又明先生纪念集〉在台湾》一文，社会影响很大，也得到了民革组织的高度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