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民国17年（1928）至民国19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民国十八年年馑给我们陕西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它甚至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生活方式。时过境迁，今天，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人们，对那段悲惨的历史已逐渐淡忘，那惨烈的场面也只留在文献的记载和传说中。人们再也不想提及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长期的安乐生活，使人们少了忧患意识，对于当时灾难的气象成因，环境因素，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研究的人很少。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对那段痛苦的记忆作了详尽的描述，给后世的人们敲了警钟，珍惜粮食，保护环境，等等，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仍有借鉴……

    民国十八年年馑给陕西关中人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历经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如今再回首那一段不看回首的苦难岁月，不得不悲叹，在大自然的淫威之下，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可怜，又是多么凄惨多舛。对于这一灭绝人种的饥馑岁月，陕西的地方史志几乎都有记载，陈忠实先生的文学巨著《白鹿原》第18掌以文学的笔法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滋水县、白鹿原地区的饥馑岁月。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笔者查阅西安、蓝田等地的地方史志，关于民国十八年年馑的记载给后世的人们留下的是惨痛的记忆，是教育后世重视农耕、珍惜粮食、保护环境的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西安市志》记载，民国18年（1929），陕西全省大旱，关中尤甚，颗粒无收，灾情最重。《蓝田县志》记述，民国17年(1928),秋冬大旱,麦种未出。民国18年(1929),秋冬大旱,麦无收,粮价每斗七八元,百姓剥榆皮挖菜根充饥,秦岭竹实如米,可充饥,次年竹枯。民国21年(1932),夏大旱,秋仍未安,民心惶惶,流亡甚多；7月,本县霍乱流行(群众时称虎疫拉),死亡5700余人,北侯村、白家坪死人过半,断炊绝户者不在少数。老一辈人过去常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瘟疫的横行在影视剧中有比较直观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其实只是“糊口经济”

    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只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农业经济从来就是充满风险的，这种守株待兔、枯燥无味、极其辛苦的劳动模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能承受和忍受的民族。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而农业几乎全依赖自然的赏赐，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靠天吃饭。即使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