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因足智多谋，被誉为“小诸葛”。当时靖国军内部产生分歧，加之张义安在陕西户县作战牺牲，部队陷入困境。于右任接受邀请从上海抵达三原老家，整编部队，就任总司令。邓宝珊善战多谋，被任命为第四路军胡景翼部团长。孙中山电令西南诸省靖国军出兵援陕，此时，邓宝珊与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19年1月，邓宝珊与靖国军董振五、冯子明、杨虎城等部驻大王村一带，在大王村东与奉军鏖战，奉军败退。1月27日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董振五牺牲，时年26岁。民国元老、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在《陕西靖国军董振五少将墓志铭》中说：“勿幕不独文，义安不独武，后起之英，厥惟振五。大雪漫漫，周原膴膴，遗恨难忘，河山金鼓。大王村之血，白龙坛之庑，关西壶浆之遗民，渭北薪胆之旧部。祝英灵兮归来，问来归兮否否。水火深矣，哀哀三辅！碧血青山，皇天后土。”

    邓宝珊看重革命的同志情谊。解放后，原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长、靖国军第四路军械处长高又明卧病在床期间，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辛亥时期陕西都督、陕西省副省长张凤翙等曾前往亲自探视，嘘寒问暖。

北京政变，史册昭昭

    1924年，邓宝珊参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领导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从此显露头角于中国政治舞台。邓宝珊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可谓忠贞不二，史册昭昭。

    北京政变前夕，受胡景翼之命，邓宝珊、李纪才直奔京津，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与留守通州的李虎臣一起，策应冯玉祥进京，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回师北京的军事行动。

    北京政变中，邓宝珊按胡景翼的安排，到古北口见冯玉祥，通报了情况。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

    北京政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时，吴佩孚才如梦初醒。他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急忙挥师天津，以曹锟的名义，电令江苏、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胡景翼、孙岳。

    李虎臣、李纪才、张之江、刘郁芬等受命聚集在杨村以西，准备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岳维峻、邓宝珊已占领了唐山。兵临城下的吴佩孚，困兽犹斗，拒不投降。胡景翼下令总攻击，取得了杨村战役的胜利。吴佩孚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进驻天津，讨吴战争宣告正式结束。

    北京政变，迫使曹锟下台，消灭了吴佩孚，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于右任、张钫致邓宝珊信函的价值

    于右任、张钫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们与邓宝珊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18年4月，于右任、张钫在陕西靖国军时期致英甫、（邓）宝珊函，原件存陕西三原县于右任纪念馆。

    于、张二人虽然贵为民国元勋、军中统帅,在戎马倥偬中,仍潜心研究书法,广涉碑帖典籍,劳心费神,采访征集,搜求碑石精品。于右任先生捐赠西安碑林的“鸳鸯七志斋”藏石近300方,是在民国初年至民国39年期间搜集的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刻石的总称。张钫先生是著名的金石碑志收藏家,仅收藏的唐墓志多达1900余方,后在其家乡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张氏故里建为“千唐志斋”。他们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贯穿了赤子之心与碑石凝结的不解之缘,闪耀着独步当代、领袖书坛的身影,令人景仰不止。

    于右任与邓宝珊的革命情谊源远流长。这封信应是他写给邓宝珊最早的墨迹。1921年于右任赠邓宝珊自作诗“雪后高凌道”等五首和1927年于先生去苏联途中的书法墨迹亦为楷书佳作。在《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论文集》中多篇文章均提及1945年于右任为邓宝珊父亲邓友斋撰写的墓表。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认为:“待到后来创立《标准草书》之后,于先生仍以他独特的行楷书与草书并用,足见他对这种行楷书的珍爱。著名的《邓友斋墓表》(1945年书)、《李雨田墓表》(1939年书)、《孙荆山墓表》等就是以行、楷、草混合使用的书法佳作。于先生在书法创新上的胆识、气魄、天分以及他用同一笔法(草)统一三种书体于同一书作的成功创造,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他的审美观念、艺术实践更值得我们深思、学习、借鉴。”此墓表刻石现存西安碑林,是于右任先生的九件刻石之一,《于右任书正气歌》草书、《英烈纪念碑》草书、《彭仲翔墓碑》行书、《邓友斋墓表》行楷草书等,在千古林立的碑石中,使人肃然起敬、敬仰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