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晓得毕沅的名字，是在少年时代，父亲告诉我一个名叫毕沅的文化人对陕西文物古迹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题碑汉唐诸皇陵，家乡蒲城就有唐陵墓葬5座，分别是桥、泰、光、景、惠陵，还有历史上的古贾国所在地——贾曲的贾大夫墓，都是毕沅题碑。于是，我就对这个名叫毕沅的人有了几分神秘感、亲近感；后来参加工作到了黄河之滨的历史文化名城韩城，才知道那里的汉太史司马迁墓和祠、引证 十大悲剧之一《赵氏孤儿》发生地的“三义墓”，也留下了毕沅的墨宝。这给嗜好文史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毕沅这个人了不起。

    《毕沅评传》这本书从2013年前构思动笔到2020年终稿印制，前后历时八个多年头。初稿在2013年夏已经完成。在二○二○庚子新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宅家期间，全身心的投入精力于市政协文史资料的编纂，为了改变几十年来的文史创作习惯思维模式，我听了好几本书，其中有厚夫（梁向阳）编著的《路遥传》，王立群读《史记》，被誉为“史学界福尔摩斯”李开元教授的《秦迷：重新发现秦始皇》《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等等。开元先生首创将侦探学应用于历史考古，他认为刑警侦探，破解的是现在的疑案；破解古代疑案的历史学家，是历史侦探。历史侦探破解的历史疑案，同刑警侦探破案一样，充满了惊险、刺激，还有乐趣。他的“从推理中享受历史的乐趣”的史学研究新思维，让我眼前一亮，采用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或像几何证明题的反证法，从而破解了编纂过程中的由于史料匮乏所带来的一些困惑。其实，我与李开元教授是有一面之缘的，在2012年10月间，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城国际酒店召开，在会议闭幕离开酒店时，策划这次会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薛引生先生告诉我，开元先生是从日本来的。自此，开元先生的音容笑貌就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此前与日本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学者青木五郎、竹内和喜等谋面座谈交流。阅读过日本学者池田英雄的研究专著《中日史记学五十年》。

    我对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痴迷几乎达到了疯狂。在1966年八十三岁高龄辞世的祖父就毕生痴迷文史，生前参与编纂过《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我在少年时代就辨识秦砖汉瓦、碑石鼎簋等历史文物。就像开元先生在《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一书《后记》所述，历史是我们的宗教，古典就是经书。在佛教没有传来之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而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以至到当下“怕死”还是年长者的“三样病”之一。有天而没有神，古代的皇帝老儿往往自称为“天子”；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核心内容为“黄老之学”的道教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成为“泊来品”的缘由；国人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其实世间万物有产生必定有灭亡，就像人类等一切生物有生老病死一般，就像国家、阶级、政党等，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自然就消亡了……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世之史家，对其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其治学之最高境界。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而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伟大的司马迁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书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因此，我坦言，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齐名，被后世誉为中华史圣，早在1956年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的史学太祖司马迁，是后世文史学者的精神教父，是一切炎黄子孙的精神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