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苏太仓三状元之一的督抚学者毕沅，是司马迁的虔诚追随者，终生奉其为神灵。他早韩城王杰一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夺魁，他是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其一生钟情古迹并专于著述，且造诣非浅。两个状元，两种不同的人身轨迹，王杰以清正廉洁见长，智斗和珅，青史留名；毕沅钟情文化，长于著述，文物保护功不可没。

    毕沅,清代太仓州镇洋（今属太仓）人，曾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河南、山东巡抚，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不仅是为政一方的行政军事长官，而且还是历史文化名家，其墨宝遍及陕西、河南、山东、荆楚等地，对这些地方的文物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単就为陕西陵墓立碑的数量上来说，为历代之最，达110座之多，立碑之墓的时代自上古至元代。在立碑的110座陵墓中，汉墓36座，唐墓34座，周墓19座，恰好对应在陕西建都时间最长的几个王朝。其从政之暇，辛勤耕耘，“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终成学问大家，以“高山仰止”为喻，也不以为过。其学问，经史、文字、金石、地理、历史无所不通。他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撰了很多对后世有价值的著作，如《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等。他治学严谨，极为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地理志新补正》《山海经新校注》等，都是重要著述。在金石学方面，他的《关中金石记》《中洲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著述，至今还是高等院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科书。

    毕沅一生学问，最得意者莫过于《续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编年史杰作。宋代以后，所续者甚众，其中南宋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明代有薛应旗、王宗沐各自所著《宋元资治通鉴》，清代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等等。以上所续，虽称厚重，但不乏瑕疵。乾隆中期，毕沅着手这项浩瀚的伟大工程。他积20余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其各家说部（古代小说﹑笔记﹑杂著一类书籍）、文集约百数十种，终成记述详明、文字简要的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411年，220卷，200余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其本身史实严谨，而又文采斐然，其中的《岳飞》一篇，更是被选进了中学语文教材，作为典范教授。《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纠正了以往“详北宋略南宋”专著的偏颇，又增加了少数民族资料。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在陕期间，毕沅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到任之初，陕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实事求是报告朝廷，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二是开垦荒地，搞好水利建设，使“关中八水”发挥最大效益。经济一经好转，毕沅立即着手文化建设，提出陕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奉祀西周文、武、成、康四王，整修华山西岳庙、韩城司马迁墓和祠、杜甫祠、苏轼祠，重建西安灞桥，修葺西安城墙。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圣庙，这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治理甘、陕两省，他政绩斐然。以致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赞曰“毕沅在陕西境内，闻甘肃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

    金无足赤，人无至善。史籍记述，毕沅仕宦，功名不终，死后没有谥号，被抄家，革世职。但在学问上，却是流芳百世的。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毕沅不可避免沾有不良习气，从而导致名毁伶官。以至卷入“和珅案”、“贪碑案”，而在逝后追产入官。但客观地说，功归功，过归过，功过分明，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清史稿》也客观地评述了毕沅的历史功过，“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去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