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除后，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请李元鼎出任要职，因故未能赴任。1928年应于右任之邀，李元鼎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他任审计部部长期间，曾筹设各省审计处，对审计人员采取了考试任职的录取办法。

    1935年，因对蒋介石私自拨款之事不满，李元鼎看穿了蒋介石的作风，毅然辞职回到西安。其与杨虎城是蒲城同乡、密友，支持杨虎城在家乡蒲城创办尧山中学，并担任校董。

    据说是因为蒋介石军费开支过大，李元鼎挂冠而去，两袖清风归来，不受嗟来之食，回陕后以教书糊口。顾祝同在陕，为拉拢李元鼎，送来三百银元，他提起钱袋子就扔到了院子里。厨子看到了，赶紧过来说，“锅里正在蒸馍，没有柴烧了，这可怎么办？”意思是让把钱留下贴补家用，李元鼎听闻，“这有何难?”两脚把身边的躺椅踹成数段，说：“拿去把馍蒸了，饭还要吃。”可见先生的风骨。

    李元鼎曾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月，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率团遍历陕、晋、豫、鄂等省抗日前线和后方，返渝后据实写出报告，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重庆《新华日报》 曾全文刊出。

    民国文豪梁实秋先生，因抗战而从北平内迁至重庆，接到当局通知，邀请其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他们一行，视察团团长李元鼎，率六人，即卢冀野、邓飞黄、余家菊、梁漱溟、于明州和梁实秋。后来，梁先生在其著名的《华北视察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团长李元鼎先生，这时候适在陕西原籍，我们到了西安才找到他。他是年逾古稀的一位老者，貌清癯，留着稀疏的几根胡须，手持着一根旱烟管，风度潇洒和蔼近人。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陕西人，我的家乡和于右任先生故里是邻近的。俗话说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哈哈，我们陕西没有人才。”几句话说得又诙谐，又自负。我们在西安勾留数日，每晚都有机会听李先生讲荤素笑话。李先生是审计部长，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具备陕西人特有的古朴傲岸的作风。

    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李元鼎为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他不畏权势，根据议员的权利义务，向国民政府揭发陕西省主席熊斌等人把西安出土的沙金变卖巨款贪污的丑行，此即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当国民政府派员调查此案时，李元鼎呈交的证据达30余份。熊斌终以在陕西秽声四播而被调离。

编纂县志  资政育人

    1940年，蒲城县于县城古镇巷缑章保故居成立县志馆续编县志，推举民国元老李元鼎为首任县志馆长，直至1944年8月16日，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在李元鼎辞世之后，李约址（1879-1969）继任县志馆长，编纂采访工作人员有原清月（1900-1977）、白瑜（1872-1953）、李绍符（1883-1961）、米竣生（1891-1978）、马康侯（1884-1966）、魏子京、徐衡山、张浪亭、马高轩、亢维瀚、冀鹤亭等，冯振初（1913-1976）为后勤总务。

    至1948年，已汇集约百万字的资料稿。因关中地区临近解放，为避免战火损毁和人为丢失，李约址将所有志稿及资料匿藏保存。蒲城二次解放后的1949年5月，李约址又委托冯振初将志稿奉送蒲城县人民政府，由县文教科所属文化馆保管。1982年，县文化馆将全部志稿移交新成立的县志办公室。

    此志稿上溯到周康王时代（公元前1020-前996年），下限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25个分志。于2015年以《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资政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