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某秋天的一个上午，时任陕西巡抚的江苏人毕沅接到手下报告，说有人在长安城集市上兜售青铜器，似乎是古物。

    手下人之所以给毕沅这个信息，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毕大人喜欢金石文物，且有一定的研究。

    当天夜里，在下属的带领下，毕沅以古董商的身份在一家车马店里找到了白天在集市上兜售青铜器的任姓农民。

    任姓农民带来的青铜器大大小小有几十件，仔细端详一番后，青铜器的成色让见多识广的毕沅大吃一惊，因为这些青铜器无论是个头还是纹饰造型，都非常罕见，更要命的是，许多青铜器上还刻有铭文。

    攀谈中，当得知这些青铜器是任姓农民从自己扶风县任家村的地里挖出来时，毕沅就知道了这些东西绝对是宝贝。

    随后，在毕沅的巧妙周旋下，这批青铜器的大部分被转运到了紫禁城，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这批青铜器也非常喜欢，亲自给任姓农民题字“皇恩浩荡”，并要求对任家世代免交苛捐杂税。

    毕沅随后也给任姓农民写了一块匾：百万之富，意思是说这些青铜器价值在百万之上。

    记录了以上文字的扶风籍青年作家张永涛说，据任家的后人介绍，乾隆皇帝和陕西巡抚毕沅的两块牌匾一直被任家人珍藏，一直到“文革”期间才被毁。

    在陕西乡间市井，像这样关于江苏人毕沅在陕西为官时保护文物的故事有很多。

    作为江苏太仓三状元之一的督抚学者毕沅，是司马迁的虔诚追随者，终生奉其为神灵。他早陕西韩城籍状元王杰一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夺魁，他是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其一生钟情古迹并专于著述，且造诣非浅，对陕西文物古迹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苏陕文化交流第一人”。

毕沅和陕西的渊源

    毕沅,清代太仓州镇洋（今属太仓）人，曾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河南、山东巡抚，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不仅是为政一方的行政军事长官，而且还是历史文化名家，其墨宝遍及陕西、河南、山东、荆楚等地，对这些地方尤其是陕西的文物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31岁时毕沅就中了状元。后来，被乾隆认为“才可大用”，42岁时就成了正三品的陕西按察使，同年十月，又补授从二品的陕西布政使。两年后，44岁时，补授从二品的陕西巡抚。他的职衔全称是：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加一品服，表明了他的职权广泛，皇上对他的宠遇。毕沅在陕西陵墓立碑中多署此职务，“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毕沅等后世之史家，对其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其治学之最高境界。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而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伟大的司马迁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书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齐名，被后世誉为中华史圣、历史之父的史学太祖司马迁，是毕沅等后世文史学者的精神教父，是一切炎黄子孙的精神教父。

    单就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的数量上来说，为历代之最，达110座之多，立碑之墓的时代自上古至元代。在立碑的110座陵墓中，汉墓36座，唐墓34座，周墓19座，恰好对应在陕西建都时间最长的几个王朝。其从政之暇，辛勤耕耘，“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终成学问大家，以“高山仰止”为喻，也不以为过。其学问，经史、文字、金石、地理、历史无所不通。他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撰了很多对后世有价值的著作，如《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等。他治学严谨，极为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地理志新补正》《山海经新校注》等，都是重要著述。在金石学方面，他的《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著述，至今还是高等院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