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对陕西的贡献

    在陕期间，毕沅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到任之初，陕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实事求是报告朝廷，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三秦父老乡亲称之为“毕青天”；二是在关中地区的兴平、周至、扶风、武功等地开垦荒地八十多顷，搞好水利建设，使“关中八水”发挥最大效益。据《清史稿•毕沅传》记述，“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幕民垦兴平、周至、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馀顷。浚泾阳龙洞渠，溉民田。”

    经济一经好转，毕沅立即着手文化建设，提出陕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奉祀西周文、武、成、康四王，整修华山西岳庙、韩城司马迁墓和祠、杜甫祠、苏轼祠，重建西安灞桥，修葺西安城墙。主政陕西期间的毕沅高瞻远瞩，他提出了西安城墙维修动议，乾隆四十四年(1779)，毕沅会同陕甘总督勒尔谨对西安城墙状况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勘查。四十五年(1780)三月，毕沅前往苏州觐见乾隆皇帝，进一步陈奏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情况，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允准。但由于四十六年春季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而搁浅。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毕沅首次明确以《奏修西安城墙事》为题具奏乾隆皇帝，详细禀明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状况，正式请求修葺西安城墙，由此开启了大修工程的序幕。从乾隆四十六年底开始，陕西官府开展了一系列查勘估算、拣选督工官员、成立城工总局、工匠招募、储备粮食、工料采买等筹备活动，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乾隆四十九年初。

    参与督工修葺西安城墙“八知县”之一的江苏籍同乡庄炘，字景炎，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毕沅出任陕西巡抚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这个同乡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留在陕西，曾任周至县事、旬邑知县、咸宁知县，后任兴安知府。

    作为协调城工各类事项的专门机构——城工总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墙维修的效率。从后来的工程实践可以看出，督工官员的任用和城工总局的成立有效地保证了工程质量，经费使用也未出现挪用和贪污的情况，此次西安城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清代省会城市大规模维修的一个典范工程。毕沅储备工粮，不仅稳定了关中地区的粮价，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民用、仓储实属两有裨益”，确保了不因可能发生的粮价上涨、粮食紧缺等问题而延缓工程进度。另外，以较低粮价大量收贮工粮，实际上也节省了工费。

    在此期间，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圣庙，这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治理陕、甘两省，他政绩斐然。以致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赞曰“毕沅在陕西境内，闻甘肃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

    在渭北民间有毕沅夜宿司马庙为史圣司马迁题碑的民间故事。毕沅在西岳庙听华山老道讲述了关于太史公司马迁有临、观二子的说法，他叹息，苍天总算有眼，太史公有后了，看来人们所说的太史公只有一女司马英的说法不够确切。他在与王杰邂逅相遇之后就产生了再次赴韩城考证太史公祠墓及后裔的念头。在韩城，人们习惯上将太史公祠墓称之为司马庙。在司马庙，毕沅碰见了一个姓贾的守陵人。这位守陵人说，他在庙上已经近四十年了，对这里的古往今来是略知一二。毕沅显然知道，这贾姓老者是谦虚了。在老者的带领下，毕沅参观了庙上的历代碑石。其中曾在同州任职的唐代书法家、政治家褚遂良的一块碑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块石碑名为《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后来被称为“司马迁祠梦碑”。其实，在封建时代，男人特别是有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人有个妻呀妾呀的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足为奇。原碑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