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比照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思想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开始着手对传统资源尤其是家族、宗族观念等进行批判的改造：“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认为可以用这种宗族观念作基础来恢复民族主义：“我们中国可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若是拿这两种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我们可以把孙中山的这段话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相对照。李斯特认为在人与人类这个总体之间，还有一个中介，那就是国家。他认为并不是个人与个人直接发生关系，而是由个人组织的集团之间相互发生关系，每一个个人都是某一国家的成员，他的一切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所处的国家的政治威力，个人只有通过维护国家利益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个人利益首先是从属于某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利益也就理所当然高于一切了。李斯特这里所谓“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指的是民族国家，而决不是类似中国社会的那种宗族团体，即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孙中山也看出了宗族观念的局限：“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因此“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就是迫使孙中山必须重新思考，重建现代中国国家与民族统一的理论。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名称所蕴含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而是标志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以这一符号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确定的民族身份的民族共同体的诞生。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从来都只有天下意识而没有民族——国家意识，而天下主义的理想却是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恰恰相悖的。一方面，传统天下观无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一种具有现代意义和民族竞争意识的整合框架与基础，从而造成民族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的极度缺乏，民族团结力、凝聚力不够。天下主义的一个基本预设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大国，其他民族与国家乃是化外之蛮夷，是招抚怀柔的对象，而非竞争对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也正是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十分反对“世界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消亡，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在没有王国以前已渐由民族主义，而进于世界主义”。并且从社会整合功能上看，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团体使个体在身份上对国家的归依感减弱，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和终极价值依归的民族之团结力、凝聚力不够。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观需要对“民族”这一符号所代表的共同体有严格的界定，而传统天下主义视界中的“民族”概念却是模糊不清的。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大的民族融合，因此所谓的汉族并非纯粹的血源性的种族，而更多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综合了多种族来源的民族。“华夏”、“汉族”等概念的外延是十分模糊，亟需要重新界定。

    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和对西方经验的充分吸收使孙中山能适时而动，在中华民国建立后，针对民族重新整合与统一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以一种世界的视域为参照，在中华民国的民族——国家立场上对中国境内各族重新进行整合，推出一个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所以在辛亥革命结束后不久的1912年1月，孙中山即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表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蒙、回诸地为一国，如合满、汉、蒙回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思想。随后他又提出“欲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各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冶，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虽然“举汉、满等各称尽废之”有失偏颇，但“建设一大中华民族”则表明孙中山是在寻求一条更牢固的精神纽带以将各民族团结起、消除民族界限，让小民族主义彻底融汇成以“中华民族”为民族本位的大民族精神，从而从文化与精神上使各族在中华民族这一更高层面上产生民族认同感、归依感。他的理想是像美国融合各族而成而成美利坚民族一样，“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人民，而治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这样看来，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与传统的“华夏”、“汉族”等概念已相去绝远，它是在世界视野中对本民族之民族身份的定位、在建立民族国家主题下与世界潮流的迎合，也是标示民族群体意识觉醒、形成具有极大凝聚力与团结力之共同体的核心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