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咸阳市委员会机关支部   方长科

 

    我的故乡，陕西省武功县普集镇董家村下高庄和共和国一道。六十年风雨走来她曾经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苦不堪言，长期浸泡在艰难和困苦之中。能够饱饱的吃一顿稀玉米榛子饭，都是那个年代人们最大的心愿，真是穷到极点了。而如今，啥好吃啥，啥好穿啥，有了摩托想汽车，有了电视想电脑，有了手机还想坐飞机，盖了楼房还要讲究装。挂在老人们口边上的话是：我要把社会的幸福多享几年。真是穷有尽头，富无止境。

我们还是从头回顾一下这六十年的巨大变迁吧！

 

 

    那时我村三十二户九十几口人，三百三十几亩地，地里不打粮，全靠天吃饭，家家户户不够吃，秋接不上夏，夏接不上秋，吃了上顿没下顿，兄弟姊妹没衣穿，起来早的抢着穿，十有八九没鞋穿，吃不上穿不上，艰难困苦盼天亮。拉长工的，打短工的，当壮丁的，要饭的，当土匪的，几乎占到了农户的80%以上。1952年，全村成立了十个互助组，基本上是穷帮穷，但是人们对新的生活有了盼头，原来在外边拉长工打短工的，拉丁当兵的，要饭的，当土匪的都回到了自己的家，烧毁了地主的地契，分到了地主的田地，开始真正有日子过了。

 

 

    先建初级社后建人民公社，尽管群众生活依旧艰苦，依旧是老牛烂车疙瘩绳，菜油灯，煤油灯，独轮车，土坯房，但是却有着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大跃进，大困难，吃食堂，把人饿扎了，地里本来打得少，还要交公家，公家也困难，南瓜、野菜、树叶树皮、甚至于玉米芯砸碎了也吃，有的村民得了浮肿病，村民北山背粮南山背粮，有位老人说他的一条裤子硬是换了一斗麦子，一条围巾换了三升玉米，一个烟锅换了三升核桃，用布和布票等东西到韩城泾阳三原换粮、糊口是那个年月人们的第一需要。还要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里的大锅小锅被砸了都要炼钢铁，吃食堂，“大锅饭”一词就诞生在那个年代。那时的妇女们被饿得全国性流动，我们村就有不少来自甘肃、四川、河南、安徽的女人。我的母亲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甘肃武山下来的，母亲家本是大地主，外祖父曾是国民党武山县党部书记，被逼自尽后在北京上学的大舅父也不得不退学回家，那个时期的财东家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时常被大小会斗争、挂牌游街，贫苦农民确是扬眉吐气了，贫农出身的父亲在队里一直当队长、大队长，一当就是二十年。

 

 

    人们基本不挨饿了，公社成立了建筑队，挣工分，多劳多得，人劳各半，村里通了电，装上了高音喇叭（群众叫洋戏匣子），生产队帮助社员建了不少房，但都是土筑墙，木结构，难以抵挡淋雨的冲刷。这一时期，村里的人口翻了一番多，姐姐、哥哥、我、妹妹都是这一时期出生的，一家有三四个孩子很普遍，七八个九十个孩子的家庭也有，所有的孩子都上学了，村里建起了小学，扫盲运动掀起，大人们白天生产队上工，晚上上夜校扫盲。能看一场电影是孩子们最大的心愿，人们十里八里跑着看电影，新编的样板戏最流行，孩子们玩的游戏大多是“抓特务”。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村里的古庙被拆除了，所有的封建迷信思想一扫而光。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主，政治挂帅，唯成分论，抓革命，促生产，斗争地主，生产劳动离不了红旗，红小兵，红卫兵是那个年代的主角，大会小会都是红旗一片。我出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按照大人们的说法，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虽未目睹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却对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记忆犹新，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市管会到处撵人，记得我八岁的时候，父亲领着我，背了一背篓辣子到普集站卖，市管会把我们从站东头撵到站西头，又由站西头撵到站东头，还是踏坏了背篓，没收了辣子，我和父亲在市管会蹲了一天，回家的路上，父亲让我记下那个姓张的，长大报仇。那时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在小学1-4年级时，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割草、采药、拾麦子、拾棉花，全是义务劳动。到了五年级时，“四人帮”打倒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老师端着油灯、蜡烛每天晚上给我们补文化课，那时我才开始真正学拼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