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陕西省直属长安大学委员会   王守宇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共和国同龄。在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也六十岁了。六十年来，我亲眼看到了我们祖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从记事起，我就为我能生长在新中国，没有经受过旧中国的苦难而感到庆幸。那时候我家里的生活也并不富裕，但我总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向往。

    小时后，我家住在古城西安城内的北城墙根下，我家院子的后门外就是现在的北顺城街。那时北顺城街并没有街名，只是一条行人很少的土路，有时有马车路过，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辆汽车开过。偶然有汽车声响，我们就马上好奇地打开院子后门去看汽车，看着汽车慢慢开过，后面拖起一条长长的尘土扬起的巨龙。后来这条路几经翻修，由土路变成石子路，又变成了柏油路。我家院子前门巷道的路灯是上世纪五十年中期装上的，后门外顺城街的路灯安装要晚一些。在安路灯以前，我们晚上出门走路都感到有些害怕。我家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用上电灯的，以前晚上都是点煤油灯照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安古城墙全面整修，顺城街的面貌逐年改观，路面质量也越来越好，种上了行道树。现在西安整个城墙内顺城街已全面打通，这里正逐渐成为西安的旅游景点。

    我小时候西安没有自来水，人们吃水都要用钱买，专门有人用大木桶或大铁桶装上水，拉着架子车或赶着马车走街串巷卖水。那时许多居民家里都有水井，但井里的水味道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洗菜、洗衣服等。后来市政上建了一些自来水站，每个水站也就是几平方米大的一个小房子，向外伸出一、两个水龙头，人们从老远担着或者抬着水桶去接水。每接一担水（大约二、三十公斤），水站的管理员在硬纸片做的印着小方格子的水牌子上用竹毛笔帽盖上一个红圈，接一桶水盖半个圈。一张水牌一角钱，上面可盖二十个圈，盖满了就作废了，再买新牌子。离我家最近的水站最初有将近一里地，后来水站越来越多，离家也越来越近。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水站演变成了街头上无人值守的公用自来水龙头，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自来水管开始进入西安普通居民的家里，街头上的自来水龙头也逐渐消失了。

    小时候我们上城墙玩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那时登城墙不收费，可以随便上，城墙上人也不多。站在城墙上，古城景色尽收眼底。那时在西安人的印象中城墙以外就是郊区，叫做城外，大多是农田。城墙内也有很多小块菜地，我小时候有时就到家附近的菜地里买菜。西安城墙内最后一块菜地在西南城墙根，是在本世纪初才消失的。西安解放初城墙内除了钟、鼓楼外就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物，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安城内的高楼也是屈指可数。由于城内平房居多，树木大多高过房顶，一到夏天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城里面是一片由树叶组成的绿色海洋，四周被城墙包围着。那时西安的空气质量很好，再加上城外高楼也很少，站在城墙上看远处的秦岭山，一条条山脉每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如今站在城墙上，感觉和过去就大不一样了。城内、城外的楼房都比城墙高很多，在城墙上漫步，感觉有点像在山沟里走路似的。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的面貌确实变化很快，三十多年前城里的老房子现在大多被新的楼房代替了，城区的面积也比过去不知大了多少倍。原来西安郊区的农田现在基本上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和繁华市区，我这个老西安也说不清现在西安的郊区在哪里。

    古城西安和全国一样，六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安的市政建设发展很快，迅速改变了旧西安“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的状况。工业、交通、文教、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也很迅速，东郊的纺织城、西郊的电工城、南郊的文化区等都是在那时建成的。但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由于极左路线的推行，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动乱，造成了我国经济多年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西安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个期间也明显缓慢甚至停顿了下来。同全国人民一样，西安人民也经历了二十多年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极度短缺的年代。那时买东西很多都是限量供应，购粮本、购物本、购煤本、粮票、油票、肉票、豆腐票、布票以及各种购物证券种类繁多。有时候连火柴、煤油、甚至酱油、醋这些东西都要凭购物本限量供应。我那时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确实尝够了饿肚子的滋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安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紧缺商品的情景，即使要凭购物本或者票证限量供应，队伍也排得很长。开始时人们都很自觉，队伍虽然排得长，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都有，但很少有人插队。到了“文革”时期，插队的事情就变得比较普遍起来了，甚至经常能看到人们为买东西而挤成一团的情景。乱拥乱挤现象不仅购物时会出现，上火车、上公共汽车时这种现象也是司空见惯。西安的乱拥乱挤现象在改革开放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随着商品供应的丰富、交通的发达以及行业服务方式的改进，这种现象逐渐少了起来，到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