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与 祖 国 同 行 
———难忘的1976年 
             

 民革陕西省委会直属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田富元

    我常常羡慕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的少年儿童，甚至嫉妒他们。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有高素质的老师授课，享受着9年制义务教育，各种玩具应有尽有，各种游乐活动尽情参与，他们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所有便利，真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
    看着眼前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童年。197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伟人的离世，不仅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而且留下了更多的困惑和迷茫。
    给毛主席开追悼会那天，学校的高音广播里一直播放着哀乐，灰暗的天空中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整个校园里一片哭声。师生们从早上一直哭到中午，中午放学的铃声响了，同学们仍旧沉浸在悲痛之中，趴在课桌上哽咽着不愿意离开教室。有一个叫吴建国的年轻老师，20多岁，血气方刚，用手抹着哭得红肿的眼睛，对他的学生们说：“同学们先不要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先回家吃午饭吧，下午还要上课呢，等你们走了我要锁好教室门呢……”于是，同学们一边哭着，一边在教室门口排好队，准备放学回家。
    当天下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一走进校门，就听到学校的高音喇叭在喊：“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召开批斗大会……”这是我上学之后参加的第一场批斗大会，我不知道要批斗谁？会不会是我的班主任，或者是哪一位我认识的老师或者熟人。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麻，晕头转向地跑到操场。操场的大讲台下面已经挤满了人，我在台下老远就看见被五花大绑、站在讲台中间的吴建国老师。他的胸前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五个粗大的毛笔字“现行反革命”，我的头嗡地一下。吴老师和我住在一条街上，平时常见面，他待人温和，谦恭有礼，还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他上午还在沉痛悼念毛主席，下午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现行反革命了呢？我到处打听事情真相，原因就是他中午放学时说的那几句话惹祸了。他说的话很快传到公社教育专干的耳朵里，公社干部认为他阻止学生悼念毛主席，加之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所以很快就被民兵逮捕了。开完批斗大会之后，吴建国老师被送进村子西头老窑场的“学习班”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每天提着罐子给他送饭吃，他的所有公职都被开除了，一个年轻教师的前途就因为一句话断送了。
    吴老师被抓的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后正在地里拔猪草，一个邻居小孩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赶快回家去看看，说是我爷爷让民兵抓走了。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平时光听说我爷爷是国民党敌伪，毛主席逝世后，他也没有任何反革命举动啊，为什么要抓我爷爷呢？我高一脚低一脚、磕磕绊绊地跑回家里，一问才知道，我爷爷今晚要被带到大队部去陪斗。那天晚上主要的批斗对象是邻居家的田老太爷，田老太爷当年84岁，和毛主席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中午在生产队的饭场吃饭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毛主席和我一年出生，咋就死在我前头了呢……”这句话可惹了天大的祸了。当天晚上，大队广播就通知，召开全村批斗大会。我们大队分4个“战区”（不知道为什么会叫战区），在大队部门口，用白石灰划了4个方块区域，分别写着一战区、二战区、三战区、四战区，不同的生产队分别被排在各自不同的战区。在开批斗大会之前，各战区先要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批斗会开始了，只见田老太爷颤巍巍地站在长板凳上，胸前挂着大牌子，双手用绳子反绑着。已经是84岁的人了，他在高凳子上站不稳，两个儿子站在地上，一边一个扶着他，一只两千瓦的大灯泡挂在老头的面前，照得他睁不开眼。大队干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每个群众都能看清反革命的嘴脸。批斗会一直开到深夜，田老太爷被两个儿子抬回了家，当天晚上就咽气了。我爷爷也被父亲和叔父扶回了家，半夜就患了脑溢血，很多年都没有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