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雅君

　　回望过往，如隔岸看灯。那最抢眼的，必定是最亮，最鲜活地闪烁着的光源。
　　你很难想象，在国运更迭、时序代变、万象萧索、百废待兴的年月里。一个政党振臂一呼，竟有那么多由精英名流集结而成的群体起而响应并尾随其后……那时节，这片广袤沧桑的土地上，真可谓众星拱月、百鸟朝凤呀！
　　共产党得到这一礼遇，还真不是靠枪杆子。那年月的民主人士，多是从国民党的暗杀迫害、严刑拷打中走出来的倔强骨头，武力岂能改变他们的政治信仰？共产党的这种威望，也不是花言巧语空头政治支票换的，那些社会贤达，都是何等渊博、何等老辣、何等睿智的人物，岂是那么好诓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国民党一党独霸的铁幕被悄然撕裂一角——共产党，江山尚未打下，便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探索。红色陕甘宁边区全面推行的政权选举制度，令世人瞠目。

一个不多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着实可圈可点。参议会作为当时民意机构，酷似今天的各级人大。民众选出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对各级行政长官有权选举、有权罢免、可以弹劾、可以质询。
　　早些时，边区参议员里共产党员和工农进步分子占了绝大多数。1938年500多名参议员只有12名特聘民主人士。从1940年起，共产党开始自己革自己的命，于是有了“三三制”。
　　何为“三三制”？通俗一点说，就是将边区政权三分天下，“革命派”、“进步派”、“中间派”各居其一。共产党可估且称之为革命派，名正言顺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小资产阶级是理所当然是进步派，而中间派，是指那些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
　　要说革命派在红色边区的地位，三分之一的权力是不是弱了点？再论威望，要是民意选出的班子里，共产党多出一个半个，是不是也不为过分？可是共产党却不折不扣地把自己限制在三分之一内。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可在16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一算总比例，超额一个。按理说，选都选出来了，就尊重民意算了。可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共产党硬是要做出个样儿来给国民党看看——我们搞的是“真民主”。 　

神圣一豆

　　对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国民党根本不信。国统区官办的《和平日报》社论这样说：“……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
　　面对中国土地上80%连名字都不会写的选民，共产党首次创造性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直选和普选，差额率高达50%。这不能不说是奇迹。那时的投票方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奇招。人们发明出红绿票、投豆、画圈、画杠、画点、烧洞等各种投票方法。而且不断地改进完善。
　　投豆，是被最广泛采用的方式。一开始，各候选人背桌而坐，身后各置大碗。选民从桌边鱼贯而过，将手中豆子投入碗中。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方法的弊端：虽是自主选举，却像是公开投票。给这个投不给那个投，怪难为情的。后来选民投票时多将手缩进袖管，在每个碗上都点一下，以保证自己的意愿不为他人觉察。但这样仍不能令人满意。都是乡里乡亲，这个碗里豆多那个碗里豆少，候选人挺没面子的。于是改进。找一个隐蔽之处，几只大碗各标候选人姓名，选民一个一个进入，监票人提示其此碗代表某某，彼碗又代表某某，而后投票。这样做好了许多，但人们又发现，这个碗里豆多，那个碗里豆少，对那些有从众心理的选民来说，容易受到引导将手中的豆子投入豆多的碗中。这不公平。于是再改进，将大碗遮盖起来，仅留一孔。这看上去应该说相当不错了，但最大的问题是监票人。因为不识字的选民需人提示才不至误投。监票人少了不能防止作弊；多了，和面对面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思路重新调整后，地点从隐蔽的屋子又回到开放的场院，豆子从一种变为数种。第一步，先确定红豆代表某某，绿豆代表某某，黄豆又是某某……而后无需监票人提示，各人手中攥着不同的豆子，自主投入票箱。最后一步改进是：为使每个选民的这一“豆”绝对保密，各发一小纸，每人在隐蔽处将自己的豆子包裹起来，而后在众目睽睽下大大方方地投入票箱。到此，100%的、地地道道的、适合所有选民（包括文盲半文盲）的无记名投票选举法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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