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寿至耄耋，本已不易，而历尽磨难犹自寿逾期颐，更属难能。陕西省西乡县民主人士江伯玉老先生东尽天年，活到103岁，其传奇的一生，深为群众所钦慕。
　　江伯玉先生生于1903年，一生中经历清代、民国到新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风云岁月，客观地见证了我国近代叱咤多变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江伯玉先生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共进社”，恰于此时，其二弟共产党员江隆基也赴日留学，秘密开展党的活动。江伯玉先生在其胞弟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29年9月，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银座威游行”中，兄弟两同遭日方警视厅逮捕，关押4个月被遣回国。回国后，江伯玉先生仍进行反帝运动，又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坐牢两个月。此时，江隆基毅然北上抗日根据地工作，而江伯玉先生却错失良机，未与弟同行。在上海筹办《申江日报》遭查封后，于1931年春赴西安，谋得西安高中训育长之职，但当时校园也不平静，学运异常激烈。1932年4月，国民党中央大员戴季陶在西安民乐园讲话时，西安高中学生质问：“国民党为什么不抗日？”一时会场大乱，哄跑了戴季陶。行政当局追究肇事者，由于江伯玉先生是带队人，被陕西省警察厅以“学潮领导人”罪名关押，囚禁三个多月，获释后，赴三原中学教书三年，因该校校长曾与江伯玉先生有师生之谊，得以暂时在其保护伞下栖身，但这时政治风浪十分险恶，即使在教育界，不加入国民党也难以存身。江伯玉先生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对此感到十分疚心，他说：“青年时代值得自豪，所作所为，慷慨激昂，投身反帝斗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支持学运，抗暴倒蒋，不屈于强权暴政，坐牢入狱，时间累近一年，我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坚信自己是党的同路人。”江伯玉先生对青年时期的自我评价是公允的。中年以后，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教坛工作，历任西安师范、汉中师范等六所学校的校长。1949年返回故乡西乡县，筹办私立乐育高中，自任校长，直至1950年陕南解放。江伯玉先生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前半生不失为一个清清白白的教育家。解放初期，政治运动频繁，他一度被保送到西安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回县后，不能当校长就继续当教师。“文革”中，由于胞弟江隆基受康生迫害，冤死于兰州大学校长任内，在极“左”思潮中，江伯玉先生自然受到牵连，遣送原籍农村劳动，在马鞍堰及阳安铁路修建工地锻 练改造达13年之久。此时他已将近70高龄，但坚强乐观，担沙、掘土劳动不弱于年轻人，正像他自己在诗中所描述的：“数九破冰入隧洞，采樵顶雪上巴山；阳安掘土日如火，江畔守沙袒正寒……”还自己解嘲地说：“世界原由劳动创，掀髯笑看万山丹。”这并非是江伯玉先生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在“左”潮汹涌时代，全国无数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逆境。终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政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胞弟江隆基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受隆基案连坐的江伯玉先生也解除了劳动改造。1980年5月中共西乡县委为他正式恢复名誉，并选举他担任了西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时他已经78岁，但精神矍铄，坚持上班，甚至假期也不离开单位，他曾有诗写道：“下班人去后，大院寂寥空。日暮彩云霭，我爱寒梅红……”。1984年后，又连续担任西乡县四、五、六届政协副主度，在这十年的岁月中，江伯玉先生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焕发出常人难以想像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生命力。 
　　1989年退休后，依然精力旺盛，念念不忘于桑梓学子，倡议组织“飞凤奖学基金会”，得到社会大力支持，筹集捐助款资十余万元，使800多名优秀师生获奖，成为西乡“希望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江伯玉先生作为民革汉中市委会顾问和汉中市台属联谊会名誉会长，凭借自己“桃李满天下”的优势，积极联系台湾同乡，协助党委、政府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为此陕西省老龄委授予他“世纪老人”称号，同时还被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