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高祖宪先生，字又尼，又宜，亦作幼尼、以字行。1871年1月10日（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1885年考取庠生。1886年（光绪十二年）入泾阳味经书院求学，师从著名学者刘光贲（古愚）先生，深得先生器重，并侍校注史籍，中西兼学。读书期间与新思潮人士交往甚密，与好友经常研讨时事政治及西方强国之道。祖父与张鹏一（扶万）、邢廷荚（瑞生）、曹骥观（道符）、王梦渭（璜吉 ）诸人结成骊珠文社，日相磋磨，学业溢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乡试，应试文章痛言国是，谓甲午中日之战，中国败北是官场腐败、国贫民弱所致。应遵自强不息之古训，取法西洋，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雪国耻。文章辞严义正，洋洋洒洒，深得考官杨宜瀚（吟海）赏识。而主考徐坤（子厚）恐此文触怒朝廷，未敢录取。堂荐时争论极烈，祖父由此而得盛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应乡试中举，遂任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史地教习。

    祖父在宏道高等学堂任教期间，了解到国外美利奴绵羊是优质高产细羊毛的优良品种，联想到我国绵羊和绵羊制品的发展，引进外国种羊，以图奖励并改进陕西的牧羊业，确立毛织工业的基础，亦可解决陕北人民的温饱问题。遂与郑尚真等人募集二十万元，于光绪三十年（1904）从国外进口美利奴绵羊数百头，在陕西安塞北路、周家栋附近建立牧场，以求实业救国。这是我国民间最早从国外引进优良种羊的开始。

    鉴于故乡陕北地瘠民贫，文化落后。祖父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曾任榆林中学堂教习，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绥德中学堂监督 (校长) 。他亲笔书写“勤学爱国”四字悬于大厅，明示教育宗旨，又在《开学勖辞》中写道：“鸦片之役，列强知我积弱可欺，鲸吞蚕食，瓜分豆剥。大好河山，沦于异族，神明华胄，降为奴班。祸莫惨于国亡，哀莫大于心死。凡我黄帝子孙必须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洗东亚病夫之羞，崛起于东方，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以勉励学生，为富国强民而学。

    祖父高祖宪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天下，杰出者众多。张季鸾、张奚若、李子逸、杜斌丞、康耀辰、马师儒、杨西堂、贺连城等人皆出其门下。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3)，陕西提学使刘廷琛饬委南郑县举人王淦、米脂县举人高祖宪(又尼)赴日本考察政治与实业。祖父接到通知后感到这是探求日本速强的原因，寻求救国之道的机会，随即动员弟子随他东渡日本留学、考察，以开阔视野，以为国用。祖父率马师表等十余名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或考察日本的政治、实业情况。祖父到日本后深感中国同盟会的政治主张，正是自己寻求多年的救国道路，随即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他的弟子马师表、杨西堂、李子逸等人亦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倡议下，陕西同乡会召集陕西在东京的全体留学生和甘肃留学生协同创办《秦陇报》，该报宗旨名为“开通秦陇民智，痛除腐败之弊俗，输入最新之文明为唯一宗旨。”实际上是“反旧迎新”。然而，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加之张孝慈（梓桥）、杨思（慎之）两位总编辑怕触怒清廷，影响前程，不辞而别，悄然回国。《秦陇报》面临夭折，《秦陇报》总经理党积龄（松年）先生找到祖父述之困境，祖父慷慨应诺并任总编辑。与经理人杨西堂（铭源）经多方努力，《秦陇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1907.8.26）得以问世。祖父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指出：“今则比人已攫矿利，英、德强索路权，俄罗斯日思夺新疆、蒙古以制我死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王朝却“开门揖盗，认贼作子，迨至生计益穷，事事仰人鼻息，举从前特立独行之概，遂变而为依赖乞怜之状”。祖父在发刊词中呼吁：“倘阅是编者震动脑海，勃起热忱，积羞成怒，积怒成愤，聚精神以运思想，思想愈灵；由思想以鼓精神，精神愈奋。不出数年，百废俱举，吾关中豪杰、陇西狂士，必能与碧眼紫须众争黄池之一歃。”其爱国思想与激情溢于言表。《秦陇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王朝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明显的革命倾向。《秦陇报》因各种原因仅出一期，却是陕甘留日学生首创革命刊物的有益尝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以后创办刊物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秦陇报》因陕甘留日学生意见分歧，仅出一期被迫停刊。《秦陇报》停刊后，一部分陕甘留学生协商，将《秦陇报》更名为《关陇报》继续出版，祖父参与了该报的创刊筹备工作。《关陇报》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2）面世。同盟会陕西分会在《关陇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创办陕西第一牧场说明书（后附创办简章）》，在该文附录《陕西第一牧场创办简章》中确定祖父高祖宪为陕西第一牧场总理，郑尚真为董事。此时，祖父正与陕西同盟会骨干正着手创办新的旗帜鲜明的反清刊物。

    《秦陇报》停刊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908.2.26），陕西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井勿幕（文渊）汲取《秦陇报》的经验教训，建议由同盟会骨干创办新的反清刊物《夏声》月刊。由祖父高祖宪（又尼）、李子逸（元鼎）主办，杨西堂（铭源）、茹卓婷（欲立）、张季鸾（炽章）先后担任主编，在东京创办《夏声》月刊。《夏声》月刊出版至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1909.9.25）出第九期后停刊，前后达一年零七个月，是北方诸省留日学生创办刊物中时间最长的一家。《夏声》杂志是同盟会陕西分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实际上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机关刊物。与当时同盟会各省分会所发行的刊物如《云南》、《四川》、《晋乘》等并驾齐驱，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联系各方进步力量的枢纽。
    祖父高祖宪先生还集资从日本购回全套纺织机器，在米脂创办纺织厂。后因原料运输等困难，工厂停办。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机器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1908年下半年祖父回国，任教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以此为掩护，宣传革命，投身于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斗争。光绪三十四年（1908）祖父根据同盟会陕西分会安排，在耀县、北同官与米（脂）、延（安）相近之处的庙湾创办陕西第一畜牧场，任总理(场长)，兼办党会，郑尚真为董事，邹炎（子良）等协办。畜牧场以养牛羊为名，广招贫民，普行社会民间宣传，实则为革命党人训练武装及往来联络的秘密据点。陕西同盟会的骨干人物 ，经常在此开会，决策革命大计。井勿幕等人曾在此试制炸弹，训练马队。辛亥革命时，陕西民军的炸弹队使用的炸弹，有些就是这里制造的。

    创办陕西第一牧场的同时，祖父又筹措资金在西安西大街开办“陕西制革厂”以此为掩护建立联络点，并为将来起义生产军用皮具，储备经费。（辛亥革命后皮革厂归都督府军政司，改名“陆军制革厂”。后由杨虎城的省政府建设厅出资并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归国家资本控制。） 

    宣统元年九月初一(1909.10.14)， 陕西咨议局成立，同盟会郭希仁（时斎）、李良才（桐轩）当选为副议长，祖父及井岳秀（嵩生）、柏惠民（筱余）等同盟会会员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于是咨议局里有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他们利用咨议局议员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反清斗争，与同盟会郭希仁（时斋）和新军同盟会骨干张鈁（伯英）策反清军将校，为武装夺取政权组织和积蓄力量。 

     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清晨，陕西同盟会和新军、会党首领三十余人，在西安城西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项，公举张凤翔（翔初）为首领，钱鼎（定三）为副首领。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西安反清起义爆发，一举而成，省城西安光复。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正式成立，起义部队定名为秦陇复汉军。祖父为军政府总务府秘书厅负责人之一，后任都督府秘书长。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攻陕西，潼关失守，清军逼近，形势危急。此时不少头领主张放弃西安，退守商洛龙驹寨，再图恢复。大都统张凤翙等人信心不足，担心西安不保。祖父力排众议，与同盟会骨干一起督促大都督张凤翙急调西路军驰援华阴。同时祖父主张坚守西安，绝不退缩，认为若丢失省城，则大势不可挽回。祖父说：我军与清军作战士气旺盛，惟财力缺乏。应“充实银行，通货币”，暂借各当铺的金银饰以充军饷急用，定会守住省城。“如此而犹守之不固，吾弗信也！”。祖父的意见在同盟会骨干的支持下，终被军政府采纳，潼关三失三得，转危为安，“陕局始定”。“其运筹帷幄之功，一时推为第一”，为取得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陕西都督府的一些当权者投靠袁世凯，打击、排挤以井勿幕（文渊）为首的进步力量。祖父对此举不以为然，主张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同志应戮力同心，为民国共创始基，不计个人得失，以保民国。祖父在进步力量遭受打击之时，毅然坚持主张成立善后委员会，清理辛亥起义以来陕西军政府的收支账目，以廉洁政府，取信于民。祖父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极力反对，他们密谋行刺，所幸被大都督张凤翙及时阻止。祖父的建议最终得到批准实施，翌年中央政府来陕进行财政检查，对陕西的财政账目表示满意。在陕西都督府的几年中，祖父担任过都督府秘书长、榆林道观察使、关中道观察使、关中道尹等职。

    民国三年夏（1914。7），袁世凯免去张凤翙（翔初）陕西都督之职，派其亲信陆建章督陕，攫夺革命成果，进一步打击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陆以残酷镇压革命志士闻名于世，有“陆屠户”之称。陆到陕后，一些昔日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当权者为了个人禄位，对陆阿谀逢迎，祖父深为不满，愤而辞职，加之官场腐败，尔虞我诈，祖父对此深恶痛绝，从此远离官场。

     民国四年二月（1915）祖父举家移居北京，住在四川营棉花二条。此时说客盈门，一些陕籍政客拉拢祖父支持袁氏复辟帝制，许以高官，均被祖父拒之门外。祖父虽无力阻止袁氏复辟，亦不与其同流合污。宁可鬻字行医，维持生计，决不趋炎附势。祖父收入微薄，仍然支持陕籍反袁志士，在北京棉花二条寓所为他们提供食宿。于右任先生敬佩祖父的德行人品，亲书对联一幅，委托惠有光先生赴北京相赠，联云：“救国尊今圣，读书为庶民”。惠又光与祖父密谈数日，他希望祖父返陕，共同举兵反袁。此时祖父已无意重返政坛，亦不甘心袁氏复辟帝制，遂以棉花二条寓所为惠有光先生在北京联络党人，提供食宿，建立联络点。后因家中来访人员日渐增多，不便保密，将惠有光先生移居四川营棉花四条延安会馆。此后祖父常与惠有光在邻近的菜市口大街“小有天酒馆”商谈大事，出谋划策。有时祖父会派我的伯父高建白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杜斌丞、马师儒前往看望惠有光先生或传递消息，为铲除袁氏重建民国尽绵薄之力。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为祖父两次颁发三等嘉禾勋章，以表彰祖父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 献。

      “九·一八”事变后，祖父主张全国一心、抵抗外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的父亲高元白先生携部分家人随北师大附中由北平迁往西安，祖父和堂姐振玉留在北平家中照顾有病的伯母贺淑兰女士（伯父高建白的夫人）。此时我的伯父高建白在西北军高桂滋部任旅长，率部在察北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北平沦陷后，日寇侦知伯父高建白在前线与其激战而迁怒祖父，对祖父多次威胁，祖父傲雪欺霜，坚贞不屈。他说：“吾老矣，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倘有横逆裹身，即当以死报国！”1937年9月2日伯母贺淑兰女士不幸病逝，安葬好伯母后，祖父和堂姐振玉即绕道天津乘轮船至连云港，又乘火车经陇海线于10月3日到达西安，与家人团聚，后来全家移居陕西城固县。祖父到陕后被聘为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1943年2月4日祖父病逝于城固县江湾村，享年73岁。祖父病逝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坟前的墓志铭由教育家林砺儒先生撰文、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书丹（祖父墓志铭拓片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祖父生前著有《周易心悟》、《嘉乐堂诗文集》等。

    1943年6月6日国民政府在陕西省城固县藏经寺为祖父举行公祭大会，以缅怀祖父对国家的贡献。国民政府委派陕西省临时议会议长宋联奎（聚五）先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绍贤（君颐）先生主持公祭大会。委员长蒋中正先生委托彭绍贤（君颐）先生敬献了挽联、挽幛，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委托彭绍贤（君颐）先生送来《祭高又宜先生文》表达了对老战友的哀思。在公祭会场宋联奎、彭君颐、林砺儒、黎锦熙、袁子仁等先生；魏席儒专员等地方的官员以及在城固的文化名人、亲朋好友敬献了挽联、挽幛，以表达思念之情。

    省政府将高祖宪（又宜）先生事迹呈报国民政府，1943年7月29日国民政府为高祖宪颁发褒奖令，颂扬高祖宪先生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

    今天缅怀祖父高祖宪（又宜）先生，是因为祖父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铁肩傲骨，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他们是辛亥革命的践行者，完成了摧毁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六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创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实现了中国由王朝体制向民主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在我的心目中祖父这一辈辛亥革命的践行者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主要资料来源：《米脂县志》、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四期》、《陕西省志·人物志》、《陕西省志·报刊志》、《陕西省志·行政建置》、《陕西省志·科学技术志》、《陕西省志·大事记》、《陕西通史·明清卷》、《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辛亥革命》、《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八期》、《中华民国政府公告·第十四期》、《民国丛书：西北革命史征·第二卷》《延安地区政务志》、《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中国畜牧创造与米丘林学说》、《中国近代技术史》、《三秦历史文化辞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秦陇报》创刊号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关陇报》创刊号光绪三十四年、《夏声》创刊号光绪三十五年正月二十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辞源》1948第七版台湾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