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鲁离陕之际，张凤翙、张云山等辛亥同仁相约为宋饯行。为此，宋伯鲁曾写《入都饮宴八仙庵呈翔初提督二首》、《八仙庵饮宴留别凤岗师长及同事诸子》等诗篇。面对花甲之年重上征车，宋伯鲁心中不禁忧喜交加。他虽然一再说笑自己“白头又上征车去，忍看青门柳万条”，“自笑龙钟非骏骨，白头犹说上金台”，但在寄语同志时却仰望他们“今日西垂天半壁，安危须仗使君贤”，“浮霾渐散看朝日，大厦将来待众材”，末了慨然抖擞精神，表示了“尽扫苍痍生白骨，遍流膏泽满春田”的博大抱负。一吟一赞，均铿锵有力，催人奋发。

    宋伯鲁到北京后不久，袁世凯即露出豺狼面目，窃国称帝之野心昭然若揭。当时计议调兵陕西，镇压革命。宋伯鲁此时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多次陈说民军革命党在陕西起义中的巨大作用，奉劝袁氏不要轻易出兵，以保陕西平安。最后，袁氏终于取消原定计划，使三秦百姓免却了一场劫难。宋伯鲁的这些功绩，陕西名士郑维翰曾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宋芝田先生绘释迦文佛像书后》一文中如是记道：“二年（1913）项城当国，邀先生入都，将大用，先生辞以疾，愿备顾问，因得从容详陈民军革新之绩，于是用兵陕西之议始寝”。

    宋伯鲁在北京居住了两年之久，因袁世凯一意孤行谋求帝制，遂弃职回陕。3年后，宋伯鲁的同榜进士徐世昌继任总统且召开国会，宋被举为参议院议员而在此赴京。有关宋伯鲁此次进京并担任参议院议员诸事，毛昌杰民国7年的《君子馆日记》曾多次记道：“七月一日即旧历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午前出门，至文献巷借痰盂。至东二道巷十号，答拜刘莲浦未见。访芝逸，勿幕亦在座，畅谈知参议员为宋芝田、何达夫、郭蕴生、武念堂、王荫之五人……”

    撰写《君子馆日记》的毛昌杰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主任，与宋系前后同学和戊戌战友，对宋十分敬重，当他在李芝逸处听到宋伯鲁将赴北京担任参议员的消息后，曾特意撰写律诗一首相送。民国7年7月13日的《君子馆日记》遂记道：“七月十三日即旧历六月初六日，星期六。芝田参议应选入都，集唐人诗，戎马暗天宇，问君何所之。此行既特达，疑误有新知。战伐何由定，纪纲正所待。烦君最相警，排闷强裁诗。一路经行处，频年不解兵。残云归太华，晴翠接荒城（以作铧旒开道路，豺虎正纵横，以为伤时易之）。戚戚去亲爱，萋萋满别情，还将两行泪，千里赠君行”。

    律诗写成后，毛昌杰于次日函寄宋伯鲁，宋接函后，当日即复函毛昌杰，除再再致谢外，还对毛诗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昌杰当日《君子馆日记》有记：“七月十五日即旧历六月初八日，星期一。早送致芝田信，随得复函。内言集句诗有饾饤碎玉二集，未见其书，暇当觅其书读之。窃意黄唐之香屑集，俨如无缝天衣两书，恐未必出其右”。

    宋伯鲁此次进京，原打算利用参议员之职，为百姓办些实事。及至抵京后，见北京官场贿赂公行，贪赃枉法之事层出不穷。“参议员”虚有其名，“摆设”而已。宋伯鲁闭门读书，不与外界往来。郑维翰《宋芝田先生绘释迦文佛像书后》一文，就宋伯鲁此次进京诸事，有以下记载：“六年（1917），（先生）被举为参议院议员，遇事守正不阿，不以货贿夺其志。先生曰：“议员为代议人民利病，若所事皆非民意，则自欺欺人，国事尚可为耶”？闭会后，遂隐居三教寺，不与名利人相接”。

    宋伯鲁隐居三教寺后，徐世昌曾请宋参与由他主办的晚晴簃诗社。郑维瀚《宋芝田先生绘释迦文佛像书后》一文：“东海徐公为大总统，征全国耆宿，开晚晴簃诗社，选有清一代诗，先生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