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我就生活在一个经常听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环境中，只要有人提起这些内容，我自觉比同龄人更熟悉和亲切。到广州，我一定会去中山纪念堂；到上海，一定会去宋庆龄故居，在孙先生的坐像前留影。

    去年冬天，听到有人讲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当时心里就一阵悸动，儿时的记忆忽然清晰起来，有一种想对人讲出来的冲动。没过几天有人在百度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一位叫姜德明的先生写的《中山先生的签名本》。讲得是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北京琉璃场附近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孙中山先生为推行民权所著的《会议通则》，孙先生在该书封面右方的题字是：“王觐彤先生惠览孙文敬赠”。为了查清受书者为何人，姜先生求教于上海的陶菊隐先生，陶先生的答复是：“王觐彤，字丹亭，陕西户县人，护法参议院议员”。看到这里，我心里更加激动，没想到快100年了，竟然还有人打听我的祖父！快100年了，还有人知道我的祖父！在网上查《民国人物大词典》，里面有我爷爷的名字，是第一届国会第二期会议参议院议员、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

    一、爷爷的简历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有关爷爷的所有资料都丧失殆尽。最近从省图书馆的有关资料、省民革、市政协、市档案局以及逝去的老一辈的亲属留下的简单资料里，知道了爷爷生于1879年，与二弟王觐墀同榜进学，因诗文俱佳，二人同中秀才。1902年二人由壬寅科乡试荐卷，同被挑选送往陕西大学堂。兄学财政，弟学法政。1905年弟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兄则进京，入京师财政大学堂，参加了同盟会。

    毕业后回陕，初主讲户县高等学堂，韩兆鹗、刘性涵、杨明轩均为其高足。辛亥革命将兴时，风云日紧，爷爷以保卫地方为名，召集村中青年组织乡团，以备不时之需。并向青年们讲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意在唤起民众，驱除鞑虏，还我山河。还鼓励妇女放脚、男子剪辫，以开风气。并与张风翙等暗通消息。辛亥起义，张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委任爷爷王丹亭为陕西省秦丰银行经理。主要任务是筹措银两，繁荣地方经济，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辛亥革命事定后，陕西稽勋局局长彭仲翔曾给予“革命有功，免费续学”证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任合阳县知事，后又调任甘肃省循化县知事。

    1916年赴北京任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参议院议员。段祺瑞解散国会后，即随孙中山先生至广州，南下护法，人称“护法议员”。先后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及非常大总统，建立军政府后，委任我爷爷为广东澄迈县县长。民国十一年，黎元洪复职，国会恢复，爷爷又返京，继续任国会议员。先后任总统府顾问、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农商部顾问、政治善后讨论会委员。曾获授二等“大绶嘉禾章和白马将军”勋章。

    1927年北伐后，因不满蒋介石掌权误国，爷爷辞官回陕西。为了寻求民族解放，宣传新思想，与贾桂藩等在西安的牛东籍乡友积极筹款、寻址、网罗师资，并把自己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儿子王孔武从西安中学派往家乡牛东筹备建校，终于在自家的祠堂办起了户县当时为数不多的学校­­——牛东小学。

    二、我的记忆

    我记得1956年，我上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钟楼的北大街口美协参观。一进门看见挂的横幅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我不知轻重地脱口而出：“我爷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事”。当即一名男生就反驳我：“孙中山都90岁了，你爷才多大？咋能是同事！”我自己也觉得语塞，不好开口了。谁知旁边房檐下站的一位50多岁男同志，走过来问我：“你爷爷叫啥名字？”我说叫王丹亭。他又问：“你爷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说：“我爷有病，老躺着。”这一次对话，更加深了我爷爷与孙先生是“同事”的印象。
    那个时期，因为家里只有我事情少，家里大人分派我注意听着门铃响。二门的门铃一响，我就跑到大门去开门。我记得来的多是穿着长衫的老先生，我只能回忆起有康寄遥、张丹屏等……有一次我二哥放学回来到后院对我们讲，今天客房里有人说话，来的人是杨明轩。
    从回到陕西我爷就开始收集古币。我家大门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收买古钱”。经常会有一些贫苦的人拿一、两枚古币来卖钱，每次爷爷都亲自接待。这些人拿的多是赝品，但爷爷还是给钱把他的“古币”买下。爷爷说：“这些都是穷人，给点钱起码可以让他买馍吃”。爷爷收购古钱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中华三千年货币沿考史》。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在这部著作里。这部“货币沿考史”有文字、有拓片，共有五大本，全部由我的外祖父用小楷誊清，并经爷爷逐字校对，最后定稿。1955年国家向全国征集民间科学著作时，这部巨著的定稿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当时家里还保存有中科院收到邮件后盖章的邮件回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