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井勿幕和景梅九还潜心于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了解和学习。景梅九嗜读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专著《社会主义神髓》，精心研究其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折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自从马氏剩余价值说发表后，世界经济学者，莫不赞同；但替资本家帮闲的学者，很是有些不爽快。”^【2】景梅九后来在其所著《罪案》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会”“心折剩余价值说”、“劳心劳力不平说”、“夏期讲演会——社会主义概说”等有关章节，就是其心得体会的集中表现。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关注和研究是井勿幕、景梅九二人共同致力于推进秦晋联盟、捍卫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基础。

    井勿幕则以“侠魔”为笔名，在《夏声》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和时评，其中尤以长篇论著《二十世纪之新思潮》最为惊世。《二十世纪之新思潮》是陕西第一篇全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之著作，是井勿幕对民主革命政治纲领的集中阐述。在该文的开篇，井勿幕即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一思想力争斗之世纪也。”^【3】他痛斥君主立宪派“所谓变法，所谓维新，所谓预备立宪者，直一饰辞耳，一水月镜花耳，一亡国灭种之预约券耳”。^【3】他认为，青年革命者必须以先进的革命思想“作吾人思想之标帜”，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应时势而起，即有铸造时势之责任，亦即负翻新社会之义务”。^【3】充分显示了井勿幕投身民主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念。

    井勿幕认为：社会主义“再欲倒翻世局，削平人民阶级，别开一新天地，普渡群生于弱肉强食、瘠肥不均之苦境，其思潮膨胀莫可遏抑，为举世手舞足蹈欢迎膜拜者，盖非无由也”。^【3】他疾呼：“专制制度之思想，早已一落千丈，过去之时代也，即自由制度亦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滔天之大浪而来者，即此社会主义之新思潮也。”^【3】他主张 “今欲去弱肉强食之禽兽世界，而抵平和幸福之文明世界，非采用社会主义，绝不能达此目的。”^【3】他强调：不能照搬外国模式，而应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其核心是呼吁社会公平，追求自由平等。“维社会公安，谋人民幸福；贫富之悬隔也，思有以平均之；贵族之骄横也，思有以压抑之；政治之失平，国民道德之堕落也，思有以改革而补救之。”^【4】他认为首要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体。“远鉴欧美社会动摇之危机，于吾社会经济问题预思防微，期免重陷社会多数人于牛马卑屈之境，以蹈欧美各国之前辙者，则社会主义之仿行，更不能或已也。”^【4】

    后因《夏声》停刊，《二十世纪之新思潮》未能全文刊完；已刊出部分也难免存在着缺失、肤浅之处。但是，即使用今天挑剔的眼光来看，该文仍然不失为一篇完整、系统、科学的民主革命政治纲领。通过该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井勿幕不仅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已渐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萌芽，呼吁社会公平，追求自由、平等是井勿幕民主革命思想的精髓。在封建主义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当时，能有这样一位年仅二十岁的青年高瞻远瞩，振臂疾呼社会之公平，实属难能可贵，此人、此文不应为历史所湮没。

    3、南呼北应方略的提出与完善

    在此期间，井勿幕往来奔走于三秦大地，足迹遍布黄河两岸、长江南北，筹划秦、晋、豫、陇、川五省联盟，尤以与山西景梅九、续西峰，四川熊克武、但懋辛等交往甚密，为后来的川陕协同、秦晋共举奠定了基础。1907年夏，井勿幕第二次回国，他经四川转赴东南诸省，与黄兴、秋瑾、朱贵金等联络，^【5】参与组织策划了安庆、镇南关和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对清朝统治构成了极大冲击，但终因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准备不周，在清军的疯狂反扑和残酷镇压下，均以失败告终。斗争暂时失利并未使井勿幕气馁，反促使他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策划新的起义方略大计。他认为：失败的首要原因固然在于清政府反动势力的强大，但革命党未能充分发动民众，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也需认真检讨。“革命不联合军事力量，单靠鼓吹宣传，终无成功之理。”^【6】其次，同盟会组织的起义多集中于清廷统治严密的南方沿海诸省；虽便于海外筹划组织，但孤军奋战，反而利于清政府集中兵力镇压，井勿幕痛感：“东南同志多年举事不成，非谋划不周，以东南地势交通便利，易于败露，欲改变方针，从西北着手”^【7】。几经磨难，终于大悟，战略大计必须调整，“南呼北应”的战略方针已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