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谘议局的合法地位和影响力，同盟会还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弹劾王毓江的运动。当时的陕西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与陕西巡抚恩寿的庇护下，长期把持陕西新军，是同盟会掌控新军的主要障碍。王毓江贪污成性、滥用私人、营规不肃，并为恩寿卖官鬻爵牵线搭桥，民愤极大。1909年冬，陈会亭企图倒王，未能如愿；1910年春，托请陕籍京官参劾，又遭挫折；随后彭仲祥、张聚庭等同盟会员联合军界三十余人，列举王罪状数十条，由省咨议局呈报要求查办理；同盟会又派彭仲祥、陈会亭、马彦翀等人将王控告于陆军部；郭希仁、李桐轩等将王、恩恶行由咨议局上诉北京资政院，要求查办。恩寿在丑行暴露及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只好把王毓江及其党羽十余人撤职。此后，新军中同盟会人得以补缺晋升，新军渐被同盟会所控制。这是在继“蒲案”之后，陕西同盟会人取得的又一次“合法”斗争的重大胜利。1910年3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井勿幕调整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领导，郭希仁接替李仲特主持分会工作，钱鼎为运动新军的中坚骨干。1910年7月9日，井勿幕、钱鼎、张伯英、邹子良、张云山、万炳南、王荣镇、胡景翼等，号称三十六兄弟，在西安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实现了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三方面力量的大联合，为夺取陕西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

    景梅九等在陕的山西同志积极地参加了上述活动，“1909年暑假，去蒲城会见井勿幕兄弟，看望郭朗清。众人相偕登城，眺望四野察看地形，交谈起义之事。”^【15】他与井勿幕一起联络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同志，加紧做渭北的“刀客”工作，使严飞龙等人后来成为民军起义的一支骨干力量，并参加了光复河东的战斗。景梅九还在《教育界》杂志上，发表《不平》、《忠群论》等文章，在陕西知识界影响深远。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陕西革命形势日趋成熟，1910年农历八月，景梅九再赴日本，向同盟会总部汇报西北革命情况，并与宋教仁、景耀月等分析形势，部署下一步的革命活动。回国后，为更有力地鼓动宣传革命，景梅九、程家柽、白逾桓、王用宾等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为了办好《国风日报》，革命党人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重大牺牲。井勿幕把家藏古画送到北京变卖，资助办报。^【10】井勿幕时有来函，与景梅九通告联系，关注着两省革命运动的进展。

    当时各省的革命运动均已蓬勃展开。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等为推动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运动，发挥同盟会的领导作用，在上海筹组同盟会中部总部。田桐则“鉴于历年党人在边区各省举事之失败，乃主张进行中央革命，擒贼擒王之议，黄兴诸人莫不壮之。”^【22】他遂于1909年下半年隐姓埋名潜入北京，一面“创办《国光新闻》以鼓吹革命，并与井勿幕、续西峰、景定成、熊克武等计议，拟集北方革命同志与豪侠之士，袭据京师。因当时清廷戒备甚严，计未实现。”^【23】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3、武昌首义秦晋两省相继光复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奋战一昼夜，伤亡过重，被清军击败，喻培伦、林觉民等86人死难。井勿幕与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时在港参加起义筹划准备，^【24】后因消息泄露，起义突然提前，他们未能及时赴穗而幸免于难。五月间井勿幕返回西安，即告诉在陕同志：“吾党精英，损失殆尽。若不迅图急进，将来更不易举。长江方面，已有密报，于夏秋之间进行，吾陕亦应由西北发难，冀收南北呼应之效。”^【25】井勿幕旋即倾身投入反清起义的拼死一搏。他奔波于渭北各县，往返于西安、北山之间，大小雁塔、省咨议局、健本学堂、公益书局、庙湾牧场、马栏铁矿，到处都留下了他匆忙的身影。八月间派王荣镇赴四川、陈得贵赴山西联络民党，最后敲定川陕联盟，秦晋共举大计。九月下旬，张聚庭从南方带回同盟会总部命令，告知全国，确定十月同时起义，由各省革命党负责组织。井勿幕多次召集同盟会骨干商议起义方案，反复权衡后，决定首先由井勿幕率胡景翼等在渭北举事，钱定三、李仲三、井岳秀等发动西安新军响应。^【26】会后，他立即亲赴渭北布置，并派李天佐率数十敢死队员潜入西安，准备起义。临行前，井勿幕将省城大事决定权托付于郭希仁，据郭希仁回忆：“时勿幕亦拟与蔡体平、刘裕如诸党人赴北山，扎根据地。临行与余密约，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勿幕又贻余墨侠二字草章（注二），以为符信。”^【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