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136岁诞辰时，新加坡政府斥资800万新元，费时4年整修的晚晴园，扩建成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式开放，被纳入新加坡最珍贵的国家级古迹保护。笔者曾有幸去新加坡学习参观，游览了晚晴园，深切感受到了南洋人对孙中山先生浓厚的敬仰之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用题词表达了南洋一带华裔对中山先生的无限爱戴，这个题词被刻在石碑上树立在了晚晴园——“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藉就游览晚晴园的感触，搜集整理孙中山八下南洋的一些史实，再现辛亥革命前南洋华侨积极投身革命的悲壮事迹，透视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在南洋的巨大影响，以纪念伟大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并缅怀为之付出生命的南洋华侨。

    1894年至1900年之间，孙中山先生海外革命活动主要在日本和欧美等地，1900年6月，孙中山首次到南洋，此后的十一年间，他共计去南洋一带活动达到八次之多，每一次到南洋，都得到了当地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在辛亥革命时期，南洋一带除暹罗（今泰国）是独立国家外，安南（今越南）、柬埔寨、老挝、马来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国家均处在英、法、荷等国的殖民统治下。孙中山先生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限制、阻挠和陷害，但由于有当地华侨的热情支持和保护，因而得以化险为夷并把反清爱国运动开展起来。南洋华侨在孙中山先生的鼓动下，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在南洋建立了保皇组织。康有为在新加坡拉拢了一些侨商建立了保皇分会，并办起了《天南新报》，鼓吹改良主义，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后来又在印尼八打威办起了《华锋报》，宣传他们的保皇、君主立宪主张，诋毁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为“乱党”、“乱臣贼子”。

    1900年春夏，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镇压义和团。在南方，中山先生派人在香港设立机关，联合三合会、哥老会等会党，准备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其时，英帝国主义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搞华南独立，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函邀中山先生回广东协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山先生一边派人去广东打探虚实，一边从日本动身途经香港到南洋去的。孙中山下南洋的第一站是安南的西贡，正当中山先生准备与结识的一些侨商建立革命团体时，他听到派往新加坡宣传革命的宫崎寅藏被新加坡的英殖民当局逮捕的消息，随即赶往新加坡营救。

    由于宫崎寅藏与康有为之间有一定交情，宫崎的目的也在于游说康放弃保皇主张，与孙中山先生“握手协力”，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运动。可是，康却向当地殖民地政府告密，诬告宫崎是奉清廷之命来刺杀他的。英殖民当局随即逮捕了宫崎。孙中山先生赶到新加坡时，有人匆忙上船告知宫崎被捕的原因，劝中山先生不可上岸，但是为了救宫崎，孙中山先生毅然上岸面见总督，说明宫崎并不是刺客，而是自己的朋友，请求释放宫崎。英当局没有接受中山先生的要求。幸好中山先生的朋友林文庆多方奔走，向英当局疏通，才释放了宫崎，但是附加条件是，驱逐宫崎和孙中山先生出境，五年内不得入境。孙中山先生第一次下南洋就遭受了这样的迫害。然而，孙中山先生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在南洋产生了一定政治影响。他在西贡、新加坡结识了的华侨中上层人士，受中山先生的启发，对革命的认识有较大的提高，后来为辛亥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中山先生南洋之行和庚子年惠州三洲田起义的影响，南洋华侨同情革命的人逐渐多起来。到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第二次下南洋时，成立了安南兴中分会，建立了第一个南洋华侨革命团体。在新加坡，孙中山被驱逐后，兴中会会员尤列建立了“中和堂”公开与保皇会对抗，颇得劳工阶层的拥护，还使原来倾向保皇党的华侨领袖陈楚楠和张永福逐渐认识革命和保皇两者的区别，由拥护保皇转而拥护革命。他们组织的“小桃源俱乐部”，也由一个娱乐团体变为倾向革命的团体。他们还办了一份《图南日报》，鼓吹革命。1905年，广东潮州起义，就是由张永福派许雪秋回潮州策动的，这足以说明，中山先生在南洋所宣传的革命精神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