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中山先生的核心思想，知难行易说及其十证在孙先生先生的学说思想中，带有目的论和选择性论证的嫌疑，我们甚至可以说孙先生在论证之前就有了论证的预设，至少可以认为中山先生做的是回溯式论证。简言之，他是为革命做理论清道工作，要消除革命思想认识方面的敌人。正如孙先生反复申明的，他是为坚定党人和国民革命意志、促进革命行动而不得不起而推翻知易行难说，提出并论证知难行易说的。他甚至说，知难行易之理是“救中国必由之道也”^[1]。他的做法自然具有时代意义，因为知行难题当时确实是中国革命最高的实践课题，不能不回答。针对革命而言，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孙先生认为，知易行难让中国人“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6：198）。按照他的意思，知是当畏的，行是不当畏的。但是对相信知易行难的人们，会造成一种心态：开始想求得知识再实行，知之不得，就望洋兴叹而作罢。即使求得一些知识，以为实行更难，于是知了也行不下去，“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6：199）。孙先生思想疏导的目的是要人明了：不知固当行之，知之更乐行之，像欧美人一样（6：200），既有探索勇气，更要有科学精神和理论的上行。他以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为证说，日本的成功“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是故日本之维新，多来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6：198），又说日本维新之后的五十年来，都是科学为之，即是知而后行（6：200）。就革命而言，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确实可鼓动士气，打消畏难情绪，同时能引导人们敬畏科学理论，有实际意义。此外，他的论证有其理论意义，这是我们更应重视的。

    孙先生知难行易说明显的形式是将古代知易行难命题所说的难易关系颠倒了过来，成了知难行易说。他认为，知难行易合乎人类进化的原理。人类进化首先是由草昧进入文明，这是不知而行的时期；第二是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是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中国历史上讨论知行，一般是从认识主体或行为主体抑或是从心物关系上来谈论的，孙先生别出心裁，构造了一个历史进化的坐标系，将横向的知行问题纳入纵向的历史进化模式（6：199-201）。如果将这个纵向模式还原为横向模式，那么他说讨论的实际上就是知行四种可能关系问题，即不知而行、行以致知、知而行之、不知又不行，这本来是知、行二者组合的几种逻辑可能性形式，也是中国历史上一般从先后、难易讨论知行的习见形式，孙先生将其转化为历史阶段模型，显然更便于人们直观理解，同时，也确实具有科学史的意义，这里是将知行转化为知识和人类行为互为中介的几种情况。这可以说明，有些问题是草创阶段，必须坚持不知亦力行之，需要冒险精神；不管是什么情况，需要在力行的同时注意总结、提高，转行为知，即需要理论化功夫；最好的状态是，知之而行，即以科学知识为指导的行动，但是这需要科学昌明的时代条件。针对不同的条件和历史阶段性，我们可以区分知行主次的不同形式，在知、行二者关注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动。他以此理论分析中国的衰落，认为周以前中国处于进步时期，这是不知而行的时期，而中国人能行之不懈，所以创获甚丰。周以后是衰落期，因为知识渐增，进入知而后行时期，国人忘掉了其沿袭的知识都是祖先冒险猛进而来，反而以知为现成或易得的，只知因袭守成而不知创造开新，不善于因行而求知，不仅以为知易，而且不知的又不去力行探索，所以三代以后中国文明有退无进。他对三代之后现状的分析，实际所指就是中国人丧失了不知而力行的冒险和原创精神，也丢掉了因行而致知的求知追求，所以，于知于行都没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