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历史是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历史。不论统治者如何改变，其所建立的政体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至辛亥革命的爆发，这种政体才被打破，难怪黑格尔感慨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种政体曾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然而，在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它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障碍。

    辛亥革命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以武力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在革命中提出了“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6]的石破天惊之论。虽然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意图称帝，但袁世凯是军阀而非君主，虽然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在短期内称帝，但他未能使封建君主制延续下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上说，封建君主制的继续存在已都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

    2、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君主立宪曾风靡一时。事实上，“在清朝统治下，国内民众没有一点民主权利，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孙中山自己上书的失败就是证明。”[7]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是证明。辛亥革命探索出了一条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道路。临时政府成立后，尽管只存在了三个月，但“共和国这种新鲜事物，从此终于存在下来了”。[8]

    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政治制度。首先，共和国初步建立起三权分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员行之”，临时大总统有行政、统军等权力，另外增设法院，赋予独立司法的权利。其次，初步形成责任内阁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上采取的是总统制，后为制约袁世凯，《临时约法》规定采取责任内阁制。最后，形成政党政治格局。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建党高潮。即使袁世凯和段祺瑞之流也不得不适应潮流，组建起公民党和安福俱乐部，使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活动。这表明辛亥革命之后,政党政治已成为政治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总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使国内政治呈现出崭新的一面，初步形成的这套政治制度使政治运作有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和程序，没有人在这套模式里拥有绝对的权力，反之，行使政治权力的主体间相互制约和监督。即使某些政治强人打破了这种规则，使规则有名无实，但单就“名”的存在也使他们受到制约。

    3、促进了中共的产生，并为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辛亥革命为中共的产生创造了诸多条件：首先，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其次，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这直接导致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广大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条件；再次，辛亥革命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日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可能；最后，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充分的干部队伍基础。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如李大钊、陈独秀、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为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共产党人认真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以下几点：首先，中共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一个团结的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的政党；其次，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起一支真正的、绝对置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最后，共产党人在继承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