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民主义乃治国之根本。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发刊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他讲：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壇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3]

    这段文字旨在阐明欧美之民族、民权、民生乃是在三个不同历史时代所产生的。而且点出了“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核心所在。针对当时中国之国情，写道：“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4]即是说我们可将三大主义一次实行。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创造性的思想，而且是一贯的。

    他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政治革命，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还说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告诫“凡革命党人，如果有一些作皇帝的思想，就会弄到亡国。”还要防止“草味英雄”之割据称霸，祸国殃民。

    （2）民权、民治乃五权之肯綮。孙中山先生通俗地说，“政治两个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5]而要将政权交于人民自己管理，且使之巩固，就必须以法律之形式予以肯定。

    在《五权宪法》里，孙中山先生研究和比较了世界各国宪法皆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宪法。美国宪法最严密亦不完备。孙中山先生所独创之五权者，即在三权之外，加考试权和弹劾权而独立，曰“五权宪法”。此则有利于防止政权腐败与调和社会矛盾。中国历代的科举制度和谏议大夫之设，就是两权之祖。后来脱化乌有。先生还把宪法比作为一架机器，“我们现在来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予人民，让他们自己去驾驶，随心所欲去驰骋翱翔。”他还指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6]，号召发扬民治的精神，主动积极地争取民权的实施。

    （3）革命之首要目的在于民生。他很通俗地讲，“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7]一切社会问题，盖因民生问题而生。在《民生主义》一章中，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是像卢骚和孔子一样的“圣人”。因为他“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树立真正的科学观，同空想的“乌托邦派”严格区别开来。从而影响了欧洲各国社会党和俄国革命。

    孙中山先生援引了欧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从大生产到社会分配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阐明了自己对“阶级斗争”（孙称为“阶级战争”）、“剩余价值”等重大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指出了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是因果联系，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解决民生问题。用革命的手段，只能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