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经常聆听父亲董克成（时用名董超）讲述他曾受训的西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有关情况，但因那时我尚年幼，对历史和政治不大懂，对其印象也是零碎的。如今我已到民革韩城市委机关工作并担任秘书长14年了，因工作关系又琢磨着想弄清那段往事，而父亲又过早地离开我们，至今已经整整32年了。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中，偶尔发现他于上世纪60年代“被整”时向村“革命造反队”等组织“交代问题”的材料，至此，被尘封了数十年的父亲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遂感欣慰。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冬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尤以爱国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更为风起云涌。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成立了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要在各部队建立政工机构，更需要大量干部。并提出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尽快培养出战时所需的各类工作干部。
　　1938年2月，军政部长陈诚通电成立各地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3月，战干一团在湖北武昌成立，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接着，战干二团在河南鸡公山成立，副团长白崇禧。6月，战干三团在江西雩都成立，副团长顾祝同。9月，战干四团在西安小南门外原东北大学旧址成立（东大学生大都是张学良的追随着，1936年西安事变后迁至四川广元）,副团长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葛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中将军衔，管理学校一切事务。按团里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
　　战干四团编制庞大，人员众多，居四个团之首。最多时全团官佐、士兵、学员生，连同附属单位如面粉厂、织布厂、印刷厂、农业基地、供销社、小学及驻外人员等，将近万人。毕业的学员生，包括调训、轮训学员，先后约四万人，占四个团毕业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当时被称为黄埔第二力量。陈诚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这句话在战干团师生中广为流传，引以为荣。
学生入伍期满后，受训一年，总课时大约为2400小时，军事学科术科960小时，政治课1440小时（其中特务课程100小时）。精神讲话及小组讨论等不占正式课时。学生在团受训唱《黄埔军校校歌》，同时还唱由战干三团第一期学生童长庆创作歌词的战干团团歌《三千条年轻的好汉》：“战干，战干，三千条年轻的好汉。斗大的头颅，柱粗的臂膊，壮气若层云之卷舒，热血似江流之浩瀚。挺起胸，竖起肩，挑起时代的重担。为抵抗日本魔鬼的侵略而战，为建设自由平等的中国而干。卷起革命的风暴，掀起救亡的巨浪。洗清旧中国的污脏，算清旧时代的血账。战战！干干！三千条年轻的好汉。”
　　受训期满，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并发给由蒋介石、陈诚签署的毕业证书。同时，还发给剑鞘上刻有“战干第四团团长蒋介石赠”字样、剑面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的军人魂短剑一把和正面为白底蓝字“军事委员会战干四团第×期毕业纪念章”直径为3厘米的圆形徽章一枚。分配由团部统一办理，学生队毕业后有3—6个月的见习期，支准尉薪，期满支少尉薪（如非军事机关，可比照军队按行政级支薪），并发给置装费和一本同学录，在战干四团编印的《通讯录》中，“本团现任政治教官”一栏记载连震东为上校教官（据考证，连震东是台湾现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
　　我父亲是1940年10月，由时任本县防空队长的本乡赵庄村冯翊若介绍，在韩城考取西安战干团的。入学后，被编入二总队四大队一队。其间，由本乡新庄村同学陈邦彦和贺荣介绍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1941年5月被编入会计队；后又因父亲患病日久赶不上课程，被编入二总二队；1942年后季被编入政工队；1943年初即将毕业时，由队指导员娄乐天介绍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党员证号码为15891号；同年3月12日毕业后，在少工总队一大队实习三个多月，于8月被分配到驻防陕西延安地区宜川县的胡宗南第34集团军新编第七军暂编二十五师（刘英任师长）政治部，担任收发文件、布置会场、司仪等工作，后移防陕西渭南地区韩城县沿黄河一带，直至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据父亲说，在战干团期间蒋介石、蒋经国都曾为他们作过动员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