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略中原腹地，中华岌岌可危，坐落在河南开封的河南大学随着整个战局的变化，辗转迁徙，进入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史。对于这段远去的历史，从史志间，可以看到河南大学西迁宝鸡的蛛丝马迹，那么河南大学是怎样到达宝鸡的？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宝鸡县志》《宝鸡县教育志》《宝鸡县文史资料》《宝鸡教育志》以及《河南大学校史》与之有关的资料，查阅到河南大学西迁宝鸡的珍贵史料。

为避战乱  迁入宝鸡

　　1937年 12月至 1939年 4月，河南大学的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随河南省政府迁至豫西南镇平，文、理、法三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豫西山区。 1939年 5月，日寇进攻新野、唐河，镇平危急，于是又北越伏牛山，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抵达嵩县，医学院设在嵩县城内，文、理、农三学院及校本部在潭头（今属栾川县）。 1942年 3月 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以缓解经费拮据的危机。

　　1944年春，洛阳、鲁山相继失守。同年5月，日寇进犯嵩县，医学院师生 300余人携图书、仪器等撤出县城奔向潭头。百里之遥的崎岖山路，师生携带物资行走，甚为艰难。所带物资一部分运至潭头，一部分损毁。学校师生死难多人，多人下落不明，理学院被焚毁，许多图书仪器毁于一炬，这是自 1912年建校以来河南大学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师生悲愤不已，继而迁至淅川县荆紫关。

　　1945年 3月，南阳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峡，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遂奉教育部命令西迁陕西宝鸡。学校鉴于潭头重大学难的教训，先派精干人员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图书、仪器等物品，一律包装起运至西安河南会馆，暂行存放。师生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 800余里，于 4月中旬抵达西安。当时西安败兵云集，逃难机关比比皆是，衣食住行都很困难，河南大学数百人，一下涌到西安，更是困难重重。在西安盘桓数日，奉令西迁宝鸡县附近的武城寺（今高新区千河镇底店村武城山）、石羊庙（今千河镇石羊庙）、卧龙寺（今金台区卧龙寺街道办事处辖）、姬家殿（今八鱼镇姬家殿村）及汉中等地继续开展教学，暂时安居。迁至石羊庙、李家堡村一带的有校总部和文、理、农三院，那时宝鸡有河南大学教职员工及其眷属 500余人，学生 600多人。在汉中的医学院经洽商后部分迁至渭河南岸姬家殿，与校部隔河相望。

克服艰苦  坚持办学

　　流亡时期，文学院各系课程设置变化不大，理、农、医等三学院则受到仪器、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潭头事变后，图书、仪器损失较大，有些课程缺乏师资，难以开设，教学工作不得不因人而异。许多教授往往是一人开设一门甚至几门课程。如郝象吾教授讲植物生理、遗传、育种等课，王直青教授开设食用作物、特用作物、棉作学等课，刘祝宜讲师开设麦作学，陈振铎教授讲有关昆虫学方面的几门课程；王鸣歧先生不仅讲授植物病理方面的课程，并兼开育种及生物统计等课。此外，叶守济、冯紫岗先生讲授农业经济及农场管理，孟守真先生讲气象学，魏若虚、梁祖贻先生担任地质学，田淑民先生讲授果树，袁惠民先生讲蔬菜，张愚讲师开设造园及园产加工。虽然较之抗战前课程稍有减少，但由于全体教师的努力，各系所必修的基本课程，均已开设。师生们因陋就简，以农舍、席棚、庙宇为住处，屋檐、树下为课堂，石块为凳，双膝为桌，开始了艰苦的学习，他们的学习热情高涨，成为抗战中中华儿女支援抗日的有生力量。

　　宝鸡远离战火，来到此地，师生都有了安全感，在潭头丢失的图书仪器也被陆续找回一些，教学又有了新的起色。为弥补自潭头搬出后耽误的课程，学校决定利用1945年的暑假，给学生补课。《河南大学校史》记载：“农学院 1945年 4月中旬迁至石羊庙后，随即复课。学院又聘请西北农学院王绶、沈学年等教授为生物、统计、作物育种等课程的兼职教师，给学生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