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描写边区老百姓的生活，并且指出以后不能再称呼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没有主人、下人之分，应该叫我们的名字。从此我不在是“司令小姐”（原注：阎锡山南逃时，父亲曾任行营警备司令，时间很短，但称之好听，故此以后下级均称“司令”）。父亲在信中斥责我们不能以少爷小姐自居，凡事要自己动手，不能依靠下人伺候。

　　再加上外婆勉励我要努力学本事做个有出息的人，我要求继续上学。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已失学一年。虽然这一年我看了许多古典小说，但其他各科都无法学习。于是我上了宝鸡西街小学高小一年级。有一位女老师姓逯，只有15岁，是在北京初中毕业逃难来的。后来听说她和校长都是共产党。

　　读了一个月，秋凉了，宝鸡街头又多了许多逃难的人，父亲派人接我们去陕北。由宝鸡乘火车去咸阳，雇了一辆卡车，人和行李一并装上。第一天到了铜川，那儿煤多。夜宿一小店，热炕烧得烫人。卡车在山路上盘旋前行，有时好像在空中，弟弟说“坐飞机了”。第二天到洛川，休息两天，换了军用卡车到了宜川。前方都是崎岖小路，汽车开不成，部队骑马，农民骑驴。我们从未骑过牲口，这儿也没有骡驮轿。母亲找来马夫，指导他们紮了一个，坐上外婆、妹妹和她。我和弟弟学会了骑马，途径“克难坡”，再走四十多里到了武家岭。

　　武家岭东临黄河5里，下到河滩十里。村北有一白起庙，供奉春秋时期大将白起。再向北5里便是苏区，无明显边界，农民互相往来，只是娶来苏区的姑娘都不缠脚。父亲的防地规模虽小，部门齐全，有司令部、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住在司令部后院一孔大窑洞里，外婆在不远处一户农家的小窑洞里住，暂安定下来。参谋处有三名大学生，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父亲请他们给我和弟弟教国文、英语、数学。不到一年他们陆续离开了，我们又失学。我并未闲着，我最爱读父亲的书。深奥的道理我不懂，《二万五千里长征》、《白求恩传》、《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双十二事变》……使我知道八路军的大致情况。我如饥似渴不分类别把能找到的书都拿来看，在那种条件下以古典小说为多。有时找不到什么读物，便向军医借医学书籍来看。这样杂七杂八地不停阅读使我的语文水平不断长进。

　　转眼已入冬，黄河结冰，对岸日军过河骚扰。武家岭在前沿，危险。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人后退廿里在一个叫店头的村子住了不久，日本鬼子被打退了。1939年春节将至，我们又回到武家岭与父亲团聚。

　　陕北多为黄土高原的沟壑，很少平地。耕地分散在山坡上，地处高寒，小麦产量不高，以秋粮为主。主食为糜子，杂粮品种极多，野果、瓜类都是副食。冬天农民坐在窑洞热炕上吃着糜子面窝窝，还有甜面的南瓜、大枣、柿子都是下饭菜。晚上吃汤面条，用少量白面掺上各种豆面或荞面做的。夏天加上些野菜，冬天吃自家腌的酸菜。许多人家都养羊，孩子在上坡上放羊，来了亲戚可以杀一只羊待客。取水很难，用驴驮上两只木桶下到沟底取泉水，往返十几里。很珍惜用水，蒸馍的水要当汤喝了。

　　我由现代化的大都市突然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山区，好似历史倒退了一百年，一切都感到新奇。农家并不排斥我这个新式女孩，我看她们纺线、织布，她们教我剪纸、绣花、做鞋。我画山村窑洞、驴马羊群、媳妇骑驴回娘家，我模仿陕北婆姨的穿着打扮做布偶，留下她们的印象。

　　陕北的春天十分美丽，野外一片清新，没有人工的景致，真乃纯天然无污染。山坡上禾苗绿了，树枝绿了，到处开放着五颜六色不知名的野花，蝴蝶翩翩起舞，小鸟在叫，蜜蜂嗡嗡飞来。山野是宁静的，但却使你体会到古诗中那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若不置身于大自然中，是体会不到“春”是如此生动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