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侵略军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全国人民抗日气氛非常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国进入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
　　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内，平津、归绥、张家口、上海、太原、包括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相继失陷。归绥和晋北的沦陷，把驻榆林地区和绥远伊克昭盟的国民党86师（后为22军）部队，推到抗战最前线，隔黄河与敌伪军相对峙。
　　这是一支在陕北地区驻了好多年的地方部队。军官大多是行伍出身，很少数是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由于是“杂牌”，就极受蒋介石的歧视。待遇远不同于蒋的嫡系，装备极差。武器以步枪为主（步枪也是该部多年东抓西凑的五花八门的杂枪，还有自己造的一部分七九抢，蒋介石中央军用的中正式步枪是没有的），轻机枪很少，一个连队平均不到一两挺。重机枪、迫击炮是该步兵工厂自造的，质量很差。平时训练，主要是操场上的制式训练，缺乏战斗教练。由于兵器单一，也就谈不上各种兵器的训练。
 　　86师师长高双成有鉴于此，为了改变部队的素质，提高战斗力，亟需轮训部队军事下级骨干，以适应抗战的需要。故于1937年冬开始筹办，成立了86师教育团。高师长自兼团长、副师长刘滋庶为副团长、参谋长徐之佳为教育长。任命了一个中校参谋为专职主任，负责抓训练工作。教育团设军官、军士各一队。队长、区队长遴选由国民党中央军校本科毕业和军校高等教育班、军官训练班毕业的军官充任。每期一个月，由于时间短，训练安排极为紧张。
　　1937年下半年，我从南京回到榆林后，不久就到教育团第一期学习。结业后，38年春被部队保送到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政训班一期受训。受训四个月后结束，我即回部队。适值教育团第三期开办，我被任命为教育副官，担任“军队内部规划”、“陆军礼节”等项学科的讲课，教育团于39年春结束。
　　40年1月我考进来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川本校十七期二总队。41年年底毕业。为了给86师部队增加新的军事人才，我联系了本期毕业同学三十多人同来榆林。此时86师已扩编为22军，高双成军长看到我带回这些军校学生，便决定继续又办干部训练班。在这之前，由南京政府补了一批轻机枪、掷弹筒。故先办了一个多月的轻机枪、掷弹筒射手和排长训练班。
　　干部训练班，高自兼班主任，设一个总队部。我第一期任总队副，二、三任总队长。总队下有学员一队（连排长）、学兵两个队（上中下士，优秀上等兵），每队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每队约120余人。另设特种兵一个队，内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兵器连队的班、排长和骑兵部队的下级干部各一个区队。
　　86师教育团和22军干部训练班的宗旨是明确的，就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提高部队战斗力，给部队造就一大批骨干力量。
　　该部队的领导对训练班是非常重视的，除由高双成军长先后自兼教育团团长和训练班班主任外，每期他还要给班上学员学兵作一两次“精神讲话”——即进行思想教育。讲话的内容主要围绕抗日、安民、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这一中心，勉励学员学兵要吃苦耐劳、学好本领，准备开赴前方打日本。他常常形象的讲道：“人民是我们的掌柜，我们是人民的伙计”，要求军队作好人民的好伙计。他还对学员学兵讲道：“日本强盗与我们一河之隔。我们吃了陕北人民三十多年的饭，我们要保卫陕北，要抱住‘宁有陕北而无我，不能有我而无陕北’的决心。”这些讲话对学员学兵影响很大。
　　教育团与训练班都是以军事教育为主的，这是因为决定教育方针的高双成军长对于国民党部队政工人员和政治部不感兴趣，他认识到蒋介石把他当成异己，老在打这个杂牌部队的算盘。他更清楚；22军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他得到了地利，处在蒋鞭长莫及的陕北。尤其是密迩相接着陕甘宁边区。更加之时值全国人民团结御悔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时期。他十分注意与边区要保持友好，反对摩擦。所以，他对那些政工人员是敬神鬼而远之，有时还限制他们的某些活动，在教育团、干训班，只许他们每周讲一次“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