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我丈夫奉命出川抗战，那时，我正在成都读师范。新婚燕尔，突遇离别，心中十分悲凉。行军路上他曾写过书信，到了前线却音讯全无。我断了经济来源，只好中止学业，于中师二年肄业。战争期间，谋事不易，生活没有着落，还要牵挂前线丈夫的安危，整日以泪洗面，苦不堪言。就在我翘首无望之即，终于盼到了前线来信：“抵达之日即参与激战，负伤后转入后方，伤愈已返前。”我喜极而泣，终横下心来，决定到前线去，与他同生共死。母亲得知大哭：“好傻哦，大后方容不下你，非往前线跑。”是抗属的忧患，也是青年学生的激情，使我断然决定走了一条与战争同行之路。人的一生有了这段特殊的行走经历，才亲身感知了中国抗战之不易。
　　我找到30集团军14师师部成都留守处，碰到另一位军中眷属付思秸，她和我一样执意要去前线。我们多次与留守处交涉，终于取得了护照，以看护的身份去前线，并带去了前线急需的药品。我和付思秸打点了行装，从成都乘汽车抵重庆，听说武汉沦陷，我俩心痛得直跺脚，也只好改道乘船去宜昌。可诺大一个陪都重庆，居然找不到一只去湖北宜昌的客船。我们四处探寻，方知长沙一线战斗也很吃紧，重庆的船只都被征用，急运军火和兵源。我们年纪尚轻，都未出过远门，被困山城，急得只想哭。后遇蒋姓太太是与我们同行的，较年长，有心计，经她多方周旋，我们总算乘上了英国泰晤士公司的商轮。在甲板上我捡到一份报纸，报道了欧战中某国，出动了多架飞机，迎击了德国军队的入侵……。我们今日出川，在自家的长江水域，却只能乘外轮，相比之下，我哭着说：“我们国家的仗，打得好惨噢。”
　　我们到达宜昌，这里距失陷的沙市仅350里，我们在此等候去长沙的船只时，遭到日机天天空袭，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跑到英租界躲飞机。只要警报一解除，我们三人飞快地跑到码头联系去长沙的客船，一连数日，却无功而返。陷在这里，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实在无望时，我们开始在宜昌的大街小巷遍寻集团军留守处。我们发现街头和沿江码头，横七竖八地躺着伤兵，看见他们有的头部负伤，长长的头发被血渍粘在绷带上；有的伤口皮肉外翻且溃脓糜烂。我忍不住询问：“咋个会是这个样子？”老兵闻声而动容：“小姐，可是四川人？”听到地道的川腔，我们三人竟不约而同地哭喊：“莫不是我们的川军？”老兵如同见到亲人一样地倾诉：“前线的川军打得好惨，我们负伤后撤，莫得人救护，流落至此，莫说养伤，身无分文，饭都吃不饱哇。”看到中国军人伤残后沦为乞丐，我和付思秸抱头痛哭。我俩把仅有的大钞换成小票，给每人散发二角钱。对街的伤兵也摊开手要钱，我们只好没人发一角钱。满街的伤兵，钱是远远不够的，我无奈地望着蒋太太，她冷冷地发话：“宜昌城伤兵多得很，你菩萨心肠，看你有多少钱拿来散。”遭此抢白，我愤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又是老乡，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付思秸生怕伤了和气，拉着我们飞跑而去。
　　我们找到留守处，留了住址和事由，回到客栈苦等。适逢赴前线就任14师副师长的赵学洲，途径宜昌包了条去长沙的木船，又见到我们的留言。我丈夫是他熟知的老部下，所以他亲临客栈看望，并热心相助同行。登船后，我望着沿江码头上躺着的无数伤兵和他们无望的眼神，心中一阵酸楚，哭着回到了舱内。船舱仅一板之隔，副师长和卫兵一侧，我们三个女人居另侧。木船在长江中游行进，如离弦之箭，飞快地驰入洞庭湖。临战的洞庭湖布满了阻挡日军的水雷，船家唯恐触雷，不得不沿着湖边缓缓而行。船家、副师长和三位女眷无不捏着一把汗，因为木船不仅要绕鱼雷，沿途还要防土匪劫道。我们晓行夜宿，谨慎行船，行期长达二十余天，虽苦不堪言，毕竟毫发无损的在长江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