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王陵基出任30集团军总司令，带领他的72军和78军出川抗战，于8月参加了南浔战役，而驻扎在西昌的川军16师师长陈良基是在秋季出川抗战的。川军16师取道雅安，经成都过重庆，在万县休整改编为国军新编14师。我在14师40团的机枪连任上尉连长，跟着草莽出身，却忠勇善战的艾一心团长出川，亲身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抗战岁月。

（一）

　　国军新14师向江西前线进发，因武汉失陷水路不通，徒步行军由施南、利川经湖南，于1939年3月25日晚抵达江西武宁。武宁城已是一片废墟，时值南浔战役，由中央军3师退防，新14师进驻。在地形、情报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禁用灯火以防日军发现，官兵晚饭不及煮食，即忽忙布防，我们四十团在距城十里的盘龙岗驻防。
第二日清晨，日军突然出动飞机空袭我阵地，副营长樊铁生当场阵亡。所在位置炸成深坑，血肉飞溅，一条军用绑带随之飞出坑外。日军使用气球瞭望，对我方情况廖若指掌,紧接着日军的大炮又向阵地轰击,官兵死伤不计其数。27日，出川将士在伤亡不断加重的阵地上顽强抵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28日，是激战的第二日，杀红了眼的官兵们在这块陌生的地盘上没有援兵，也没有粮草，却宁愿困守血拼，也不愿后退半步。我在侦查瞭望时，遭遇了敌人的炮火，我的手掌被飞来的弹片砍伤，血流不止被救出阵地，后转入桂林医院救治。在我走后的二小时，敌人利用我军地形不熟包围了我们，坚守的官兵直到接到命令时，才开始撤退。而此时，唯一可脱险的生路是强渡修水。疲惫的川军将士涉水渡江。许多弟兄被水流湍急的江水吞没。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仅剩不到二个营的兵力。

（二）

　　负伤后，我随着从各个火线撤下来的伤兵队伍向后方医院漂流。沿途人烟罕见，战争把曾经的村庄摧毁。我和那些缺肢断腿的伤兵一路艰难，却找不到一处临时救助站，因得不到救治，我们的伤口开始溃烂。最惨的是腹部重伤的伤员，仅用毛巾塞住伤口，以防肠子外露，忍着疼痛和饥渴艰难行进。行进中，不断有伤口恶化的伤兵在无望中叫骂，在痛苦的呻吟中倒下。伤兵的队伍中散发出血腥和恶臭，行走困难的伤兵，开始艰辛的匍匐前行。

　　伤兵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湖南首府长沙。长沙学界组织的学生慰问团为我们演唱了《慰劳伤兵歌》：“……你们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千万妇女儿童，受了极名誉的伤……”看到我们伤势惨重，他们难过的热泪盈眶，青年学生与九死一生的伤兵相拥而泣。那一刻，歌声、喊声的哭声在长沙城头回荡。人们扶着重伤员嘘寒问暖，许多人忙着为伤员端茶送水，一女学生见我负伤的手书信困难，主动代笔，当我付邮资请她帮我发信时，女生含泪说：“你们前线流血，我发封信算什么。”这是长沙大火之后的老百姓，遭受着流离失所的灾难，却为抗战积极出力。感慨之余，我想了许多：那二年在四川打内战，如若负伤，老百姓会如此厚待军人吗？

（三）

　　长沙的医院根本容不下如此众多的伤兵，我和其他伤员须继续前行。幸而长沙通火车，我们顺利转入广西桂林139后方医院。所谓医院，其实是用几间民房临时改建的。这里聚集着从各个战区负伤的官兵，彼此用四川腔调或北方口音传递着所在火线的消息。桂林抗战气氛很浓，伤兵很受鼓舞，希望伤愈重返前线。也有经历了残酷战事，被伤痛折磨而消极厌战的伤兵，想在后方苟且偷生。更有甚者，整日醉生梦死，在街头发泄滋事，如报评说：“全无国家观念，更无抗战热情……”一些积极要求返前的官兵找到我，并推举我书信向集团军司令部联系，我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发动大家相互联络并周知，同时向上峰反映。有人得知，气急败坏地冲我大骂，有人意想动武，我那时血气方刚，岂能被这些动摇我组织返前的决心。我的举动受到白崇禧等广西政要的接见和赞许。之后，司令部派参谋副官梅甫生赴桂林接兵，我一呼百应，竟有六百多人参加。这支返前大队被划分为六个中队。现场士气很高，激情感染了许多人，结果又有百余人报名，其中还有不少外省籍的士兵。鉴于这种情况，我的伤口虽未完全愈合，就主动担任了第七中队队长，提前返回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