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中,出身于地方军,却在黄埔染过色,难免受到二种势力的排挤.抗战胜利之时,未被提升,反被编余。与我的兵分手时，大家都哭了。平时训练，他们没少挨我的打骂：“龟儿子，这样练法，跟老子上战场，非死人不可！”说实话，四川兵吃苦耐劳，忠勇报国，以为胜利了，可以返乡回四川，却这样被推向了内战的战场。其实，比这更伤痛的分别是一次紧急撤退。上峰获悉，日军从后方包抄，要求我们火速突围，放弃一切，包括重伤员。在场的人都知道，日军夺取阵地有个施暴的惯例：凡活着的伤员，都要用刺刀挑出肠子。不能行走的伤兵喊我：“看在一道出川的份上，补我一枪嘛。”……我的后半生，常浮现这样生离死别的场景，只要想到这些弟兄们，我的心就像刀剜一样难受。
当局防哗变，将众多编余军官开拔至武汉集训，我抓紧时间学习，拼全命投考工矿，被上海企业录用，供职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下属的部门。我很快胜任了对无线电器材的管理工作，并举家定居于上海。
我离开了部队，中共上海地下党来做我的转化工作，坦言，解放军需要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知我是黄埔军人，又是四川人，动员我参加解放四川的大军。我很感动中共的用人不疑，但我当时觉悟不高，很重义气，不愿与昔日一起共过事的老上司和弟兄们的兵刃相见。这些都得到了理解，同时，他们的希望我也做了坚决的答复：绝不迁台，并共同保护器材，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被上海电工研究所留用并培养成国家干部，因抢救国家财产立过功勋，努力工作评过劳模，后支援西北建设来到西安。文革中，因“历史反革命”而遭到批斗，却有幸活到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喜逢盛世，总想评说当年的战争以警后世，虽人微言轻又何妨。（ 唐鹤龄于198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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