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王殿武乃东北军军官，曾在“东北军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所辖一O五师一团任职，亲历过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和1938年4月的“台儿庄会战”。1948年底因国军溃败南撤而脱离国军在西安定居。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家父读了军管会《安民告示》后主动到西安市军管会报到，并上缴所有文件，其中有从日军战俘手中缴获得的1:10000军用地图，被军管会大加赞赏（这些珍稀地图后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军管会安排其参加筹划西安重建工作等。家父从此有了新中国的公职身份，是西安市第一批国企员工。
　　家父文革中惨遭迫害并殃及池鱼，子女无一幸免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伤害。十年浩劫结束后，家父被重新认定为抗日老兵。垂暮之年，由家父口述，笔者为其撰写回忆录。1988年7月，书稿未就家父溘然长逝。
　　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笔者将有关章节片断发表，以告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捍卫中华民族尊严而流血牺牲的所有先驱们！（王勇）

　　1936年我先后在陕西洛川、三原驻防，随后又驻西安市东门里玄风桥附近，12月11日东北军组织了一支以年轻军官为主的“手枪队”，我被选中。晚饭后这支队伍即开拔到西安市东郊坝桥。我们与先到的一支东北军在此集结完毕，任务是负责交通警戒，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已被东北军严密封锁控制。事后才知，这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支兵力部署。

　　当天夜里气氛紧张，气候严寒，干冷无风，天上星辰依稀可辨。有一位东北军少将乘摩托车督查，协调。我们预感到今晚有重大军事行动要发生。事后才陆续得知，直接参与这次“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共有三支队伍：一支是骑兵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和少帅府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任务是率领突击队完成偷袭华清池捉蒋的任务；二支是提前介入的警卫华清池的东北军卫队一连，名义上是保卫委员长的安全，实际上是密切配合突击队行动；第三支是我们105师一团，任务是封锁西临公路、临潼火车站、和隔断华清池与外界联系。

　　凌晨二点钟左右，我们看到从西安方面急驶过来数辆军车向临潼方面开去，事后得知，这就是捉蒋突击队。这些东北军的“精英”是从少帅府卫队二营和骑兵六师卫队里选拔出来的，个个身手不凡，“兵谏”捉蒋的任务主要由他们来完成！
　　就在东北军军车飞驶过坝桥后约两个小时，华清池那边已短兵相接枪声大作，突击队与蒋贴身卫队激烈交火，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凌晨四点发生了！中国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但这时的坝桥镇却是万籁无声，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并不知道华清池已交火。上级命令我们警戒部队进入临战状态，气氛相当紧张。
天亮时，我们才听到一些惊心动魄的消息，面对西临公路上突然增多的来往车辆，大家兴奋的传闻：“少帅张学良要求抗日反对打内战，被蒋扣留在临潼华清池，昨天夜里东北军已把蒋卫队打垮，少帅已被抢救回西安！”并说，“蒋的大侄子蒋孝先因负隅顽抗被捉住就地枪毙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确实令人兴奋不已！
　　其实，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在西安新城直接指挥了这场捉蒋行动！这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虽然参加了这次行动，但事件的全貌和意义都是在事后才逐渐了解的。我为我能参加东北军此次行动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事变发生后，古城西安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西安最繁华热闹的中正大街（解放路），不时涌过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打着“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东北军内“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的呼声高涨！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